摘要：塔城市是新疆民族混合户比重最大的区域，且族际婚姻数量在近十年来呈明显上升趋势，与其边缘化的地理位置、多样化的民族构成以及民族人口的散居格局、长期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强势文化的影响等因素有关。族际婚姻的广泛存在又促进了当地民族关系和谐，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关键词：塔城市；族际婚姻

塔城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北部、西部与哈萨克斯坦国接壤，为塔城地区行署所在地。2003年，塔城市下辖3个街道办事处、1镇、5乡。年末总户数为4.75万户，总人口15.6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一半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占到36%。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塔城市是新疆多民族混合户最多的县(市)，混合户占到全市家庭户总数的8.4%(参见表1)。从塔城市民政局提供的结婚登记情况年报表来看，近些年塔城市结婚登记中族际婚姻比例明显呈上升态势(参见表2)，其中2002、2003年族际婚姻分别占结婚登记总数的40%和39.5%。为了解塔城市族际婚姻及混合家庭状况，我们于2004年7月在塔城市进行了调查。调查中除走访有关部门外，抄录了户口档案(两个社区255户民族混合家庭)、婚姻登记档案(1998年全年及2003、2004年部分结婚登记中153对族际通婚者，以及1998年和2003年64对登记协议离婚者)并对其进行分析，同时对15户族际婚姻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本报告即是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

表1：2000年塔城市家庭户中多民族混合户的数量(户)^[1]

表2  塔城市结婚登记中民族分布

资料来源：塔城地区民政局提供的“塔城地区婚姻登记情况年报表”

一、族际婚姻的背景：塔城市的民族构成及分布

塔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地区。在清代，先后有蒙古、汉、满、锡伯、达斡尔、回、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在塔城市境内繁衍生息。哈萨克族人在19世纪中后期来到塔城境内，1944年，塔城县有哈萨克族3.04万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62.8%。1962年4月“伊塔事件”中，塔城县哈萨克人多数去了苏联，是年底，全县哈萨克人口仅剩0.95万人。为补充塔城县畜牧业劳动力，从额敏县迁入部分哈萨克人。以后哈萨克族人口逐步发展，至2000年已达2.31万人。

现在居住于塔城的汉族人可追溯至清。1764年设立塔尔巴哈台政区后，清政府陆续从乌鲁木齐及陕西、甘肃等地征调绿营兵到塔城等地屯垦戍边。以后来此地的汉族屯田者、挖金矿者以及商人逐渐增多。1932～1942年，一部分汉族人从苏联先后回国，定居塔城。新中国建立后，汉族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伊塔事件”后由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骤减，汉族人口占塔城县总人口的比重迅速增长至60%以上，并延续至今。

回、维吾尔、达斡尔、锡伯等民族都为18世纪中叶迁入塔城。19世纪中期俄罗斯人进入塔城，当时皆为管贸易的俄国领事官和俄国官商。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溃军及“难民”近2万人逃入塔城，其中一部分留在塔城谋生，有的加入了中国籍。30年代一部分旅苏华侨回到塔城，并带回了他们的俄罗斯族眷属。1955至1962年，大批俄罗斯族侨民回苏，人口数量剧减，1964年全县仅有俄罗斯族人口150人^[2]，2000年增至0.2万人。

随着人口流动的持续进行，塔城市人口的民族成分逐渐增加。1944年新疆省警备处统计，塔城县有哈萨克、汉等11个民族。1953年塔城全县人民进行选举登记，登记有14个民族。[1]1964年23个民族，1982年25个民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塔城市人口已有37个民族成分。民族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多有变化(参见表3)。

表3  2000年主要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目前，塔城市人口的民族构成表现出民族成份多，人口数量少的民族多这两个特点。2000年，塔城市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民族有汉、哈萨克、回等3个民族，千人以上的有维吾尔、达斡尔、俄罗斯等7个民族，百人以上的有满、塔塔尔、乌孜别克等5个民族，百人以下的民族有22个。

在民族人口的区域分布上，目前基本都是各民族混杂居住，没有单独的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除在牧场数量较少外，在农区各乡场都占当地人口多数；哈萨克族广泛分布于各市区及各乡场，在牧场相对较集中；回族在二工乡、喀拉哈巴克乡、恰夏乡数量较多，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维吾尔族人口75%聚居在城镇，多从事各种个体商业活动；锡伯族、俄罗斯族人口多在市区；达斡尔族人近1/3在阿西尔达斡尔族乡。

即使是小范围的居住环境，如平房院落群、楼房小区，也都是各民族混杂居住。在B社区，我们随机选取了一栋商品房住宅楼，其住户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就表现的很典型(见图1)。这是在对平房院落居民拆迁后新修的商住楼，其中部分居民以前就居于此地，部分居民是从其他地方新移住的。

可见，众多的民族成份，小规模的民族人口数量，散居的居住态势，都给族际通婚及由此形成的多民族混合户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图1  塔城市B社区某小区一商住楼居民户民族构成

资料来源：B社区的户口资料。“锡-汉”中—表示婚姻关系，前为男，后为女。其它同此。

二、族际婚姻的条件：和谐的民族关系

就民族本身文化特点来看，塔城市各民族的文化差别较大，表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各有不同。但塔城市小聚居、大分散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频繁交往，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文化上相互借鉴、共用，并往往形成局部地区的某个多数民族的文化优势。

60年代以前，塔城市哈萨克族人口占有大多数，哈萨克文化成为当地优势文化，哈萨克语是当地主要的族际交流语言，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等都普遍使用哈萨克语，有的甚至本族语言都很少使用，或只会简单的生活用语。哈萨克族的文化及其生活习俗被当地其他民族广泛接受。受到穆斯林民族禁食猪肉的影响，多数非穆斯林民族，如汉、达斡尔等民族也不吃或很少吃猪肉。1962年“伊塔事件”以后，哈萨克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塔城县少数民族人口的90%进入了苏联境内^[3](P.64)，为了恢复边境地区的生产，保障边防安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边境无人地区组建劳武结合的边境农场，汉族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大。可以说，在塔城出生的50岁以上的人普遍通哈萨克语言，而中青年人则相对更熟悉汉语言文字。总得来看，在塔城市，汉语与哈萨克语是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当然，各民族对于语言的知晓也有不同：达斡尔人普遍使用汉语，同时绝大部分达斡尔族人懂哈萨克语，部分人还通晓哈萨克文；俄罗斯族在家大都使用俄语，与外交往基本使用汉语，不少人精通哈萨克语，孩子多数上汉语授课学校；锡伯族大都通晓汉、哈萨克语言文字；柯尔克孜族人大都通晓哈萨克语言文字，少部分人通晓汉语；塔塔尔族人通常使用哈萨克、维吾尔和汉等族语言；蒙古族只有年长者会讲卫拉特方言，使用托忒蒙古文，同时兼通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

虽然目前来看，汉文化与哈萨克族文化在塔城各民族文化中居相对优势的地位，但实际上至今为止，塔城市并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形成稳定的绝对优势地位。哈萨克族文化虽曾影响很大，但哈萨克族进入塔城的历史不到200年。汉族人口数量过当地总人口半数也只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且因塔城是一个边陲小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的影响随其与中心地区距离的增加在渐渐削减，当地人对主流文化的接受多缘于自然自愿。同时，目前在塔城居住的民族绝大多数都是在清代以后陆续迁徙而来，除哈萨克族外，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都没有达到相当规模，也很难在当地长久保持完整的本族文化特征。简单地说，由于长期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强势文化的影响，塔城各民族都能够各得其安，并保持一种对异族文化宽容的态度，无论属于哪个民族的，取其所长，为己所用，民族分界意识也因此而较为淡漠，民族关系和谐，各民族间文化的交融，乃至于血统的混合，都成为普遍现象。

塔城市各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也与当地民族的文化特点有关。哈萨克族人传统以从事流动的游牧业，不刻意追求信仰的形式，如少寺院、少斋戒、少礼拜，对于一些由宗教规范的社会生活方式较灵活，如对于猪，不吃但不禁别人吃，不养但不禁别人养。在调查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各族人士对哈萨克人友善与宽容的赞誉。在塔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塔城是一个边境城市，西部和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目前本市俄罗斯族人口数量不多，但文化素质较高，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也曾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俄罗斯文化中的少排外心理，少分界意识，与外族通婚的开放态度等对塔城其他民族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他民族对于别的民族风俗也都持理解、尊重的态度，如当地许多汉、达斡尔、俄罗斯等族居民都声称自己不吃猪肉，尤其是穆斯林朋友多的人很注意自己的饮食。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与人文背景下，塔城市的族际婚姻久已有之，追寻许多塔城市老户(尤其是汉族、回族)，几乎都可以在其先辈中找到异族的成份，两个祖辈兄弟的后裔成为不同民族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例子很多。现在，族际婚姻的发生频率更高，人们对此持宽容态度，儿女自愿选择往往胜过父母的偏好。

三、塔城市的族际婚姻追溯及现状

塔城市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域，族际婚姻难以避免，多民族混合家庭久已有之，但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我们主要从个案调查中追寻上个世纪族际婚姻的历史。

在我们调查的个案中，多数人的父辈或祖辈都有族际婚姻的历史，如郭钢[2](56岁)父母皆是汉族，其外祖母的母亲是柯尔克孜族，一个婶子的父母分别是汉族和俄罗斯族，另一婶子的父母分别是汉族和蒙古族；安氏(65岁，汉族)的叔祖(爷爷的弟弟)是哈萨克族，二妈(婶)是回族。由于当时汉族人口较少，尤其是女性很少，男性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相对较多。遵循父系继承的惯例，子女多认同汉族。

由于上个世纪俄罗斯族的几次外迁，现在留在塔城市的俄罗斯族，多数是30年代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逃往苏联的华侨与当地俄罗斯族女子结婚后生育的后代。章氏(67岁)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俄罗斯族，她8个月时，父母从苏联来到了塔城。程氏(67岁)的父亲是山东人，日本侵华时逃到俄罗斯，1938年带着她母亲(俄罗斯族)及他们兄妹二人来到塔城。

新中国成立之初，仍存在族际婚姻现象。1954年，在阿西尔乡生活着哈萨克、达斡尔、汉、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各民族均互相婚姻(为少数)”[3]。但在50年代，政府部门对族际婚姻持慎重态度，主要是针对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男性主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女性结婚。塔城市民政部门规定：伊斯兰教女子与汉族结婚时要看当地情况，群众反对不反对。如不可能要详细解释，不让他们结婚。如果女子坚决与汉族或其他非伊斯兰教男子结婚时，男方可以入伊斯兰教，但不限制回族男子与其他族女子结婚。[4]政策的目的是遵守民族风俗习惯，避免因婚姻问题影响民族间的关系。

直到90年代，自治区、伊犁州都有规定，不同民族通婚需要慎重，要尊重当事人意愿，做好家长工作，特别是对于回、哈等族与汉族的婚姻，因涉及到民族团结，更要谨慎。1996年10月，自治区出台《婚姻登记管理办法》，明确婚姻登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宗教信仰或者民族不同的男女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申请办理婚姻登记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但在实际工作中，婚姻登记人员对于办理不同民族的婚姻登记的当事人，还是要询问其父母的意见，希望当事人能妥善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一些程序简化，强调以人为本，责任自负，婚姻登记的门槛再次被降低。

从塔城市民政局提供的结婚登记情况年报表来看，近些年塔城市结婚登记中族际婚姻比例明显呈上升态势(参见表2)，我们查看的婚姻登记也反映了这一点，1998年9-12月的结婚登记中11.57%为族际婚姻，2003年10-12月的结婚登记中15.51%为族际婚姻。

在1998年和2003年(为10月至次年1月，简称2003年，以下同此)登记的153对族际婚姻中，涉及到汉族与达斡尔族(39对)、锡伯族(18对)、蒙古族(13对)、回族(12对)、俄罗斯族(11对)、哈萨克族(2对)、维吾尔族(2对)、柯尔克孜族(1对)、满族(1对)、东乡族(1对)、藏族(1对)、壮族(1对)；哈萨克族与回族(12对)、维吾尔族(11对)、塔塔尔族(2对)、柯尔克孜族(2对)、达斡尔族(1对)、东乡族(1对)；回族与东乡族(10对)、达斡尔族(2对)、锡伯族(1对)、维吾尔族(1对)；维吾尔族和塔塔尔族(2对)、锡伯族(1对)；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1对)、锡伯族(1对)；柯尔克孜族和达斡尔族(1对)；东乡族和撒拉族(1对)。基本上塔城市的主要民族都有族际通婚的现象，以汉族与达斡尔族的通婚最多，其次是汉族与锡伯族(见表4)。人口数量少的民族族际婚姻的数量也较少。

表4  不同族际婚姻类型的比重(%)

1998年与2003年相比，除了族际婚姻在数量上增加较快外，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占族际婚姻多数的非穆斯林民族[5]间的婚姻比重下降，穆斯林民族间以及穆斯林民族与非穆斯林民族间的婚姻比重在上升(参见表5)，而且在穆斯林民族与非穆斯林民族间的婚姻中，1998年穆斯林男性娶进的比重高于女性嫁出的比重，2003年已变为女性嫁出的更多。说明穆斯林民族内及与非穆斯林民族间的通婚障碍在逐渐削弱。

表5  分宗教信仰的族际婚姻的变化(%)

不同民族族际婚姻数量不同。1998年和2003年相比，多数民族的族际婚姻的比重都有明显上升，汉、维吾尔、回、达斡尔、东乡等族尤为明显(参见表6)。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实行族内婚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尽然，达斡尔、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族际婚姻的比重高，锡伯(登记结婚的20人)、蒙古(15人)、塔塔尔(4人)、满(1人)、撒拉族(1人)、壮(1人)、藏(1人)等民族都只有族际婚，无族内婚。但柯尔克孜族人口数量不多，族内婚比重却较高，可能与他们在牧场人口相对集中，在市区人口数量较少有关[6]。

表6  婚姻登记中不同民族族际婚姻的比重

四、不同民族的族际婚姻

不同民族间通婚数量的差异，一取决于民族人口数量，二为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壁垒。一般来说，区域内人口数量越少的民族，族外婚的可能越大。在塔城市，人口较少且散居的小民族，如俄罗斯族，与异族通婚极为普遍，而人口同样较少却相对聚居的达斡尔族、锡伯族老人们对族际婚姻仍然持审慎，甚至是拒斥态度。这就是受到民族间通婚壁垒的影响。

通婚壁垒表现最明显的无疑是现实中的文化差异，如宗教、语言、风俗等的不同，还有深层的心理因素，包括民族认同等。在新疆，民族通常被分为几类：根据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分成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和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根据语言的归属，分成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及其它民族；根据传统生产方式，分为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等等。在这里，宗教信仰的分类经常是最重要的分类，穆斯林民族间的通婚相对较容易，反之较难。如对于均以农业生产为主，语言相同，而且基本处于共居形态的回族和汉族来说，其通婚障碍主要来自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受信仰影响的生活习俗的明显差别。当宗教的分类与语言的分类重合时，不同类别的民族间分界意识较强，文化差异大，通婚难度最大，如维吾尔族和汉族。生产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弱，往往是由于生产方式不同而影响居住格局，继而影响交往频率，最终对族际婚姻产生影响，如农区或城镇的蒙古族与汉族通婚较多，牧区的蒙古族与汉族通婚很少。民族关系状况是影响族际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在塔城市，不同民族族际婚姻的差异往往与民族关系状况并没有直接关系。这可以从以下哈萨克、回、达斡尔、锡伯、俄罗斯几个民族的族际婚姻中反映出来。

与哈萨克族的通婚

塔城市哈萨克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较多，在2003年的结婚登记中，哈萨克族人的族际婚姻占到其婚姻登记总数的9.6%。通婚对象主要是维吾尔族、回族等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参见表7)。虽然在塔城达斡尔、锡伯、俄罗斯族中年龄较长的人普遍会哈萨克语，生活习惯深受哈萨克族影响，但彼此通婚的并不多，据2000年人口普查，这三个民族有配偶夫妇中与哈萨克族结婚的全国分别只有8对、9对和14对。^[4](P.302)

表7  结婚登记中哈萨克族的族际通婚数(对)

哈萨克族与维吾尔族同信仰伊斯兰教，语言上属于同一语族，但还是有许多差别。如一位维族老妇人所言：哈族、维族语言不通，礼性不同，结婚后麻烦的很，不好相处。向婚礼，哈族很麻烦，维族比较简单。葬礼也是。维族人家里有人去世，40天内亲朋邻居都送吃的来，家里不用做饭，哈族人就要宰羊，招待来吊唁的人。这些差别成为族际婚姻的一个障碍。在2003年的结婚登记中，哈萨克族中有3.5%是哈维婚姻。

哈萨克族与汉族的通婚数量较少，通婚者需要在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协调，还必须克服来自其他同族人的压力。但在调查中，感觉与汉维、汉回通婚相比，汉哈通婚遇到的障碍相对较小，可能是哈萨克族过去一直是游牧民族，对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要求不像其他两个民族严格，在对族际婚姻的态度上也相对宽容，但社会中的压力仍然存在。

喀拉夏(女，35岁，哈萨克族；丈夫，40岁，汉族)：我老公是甘肃人，生在塔城。他父母60年代来到塔城。我从小上汉校，18岁时认识了他。他是我哥的朋友。他哈语还可以，别人说的都能听懂。他很喜欢交民族朋友，有时别人用哈语说，他用汉语说。我大姐嫁的哈族，二姐嫁的回族，三姐嫁的锡伯族，我嫁了汉族。我老公结婚前进的教(伊斯兰教)，三姐夫没有信教。我妈不管我们嫁给哪个民族，说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我的佬爷就是汉族，天津人，姥姥是哈族。

与回族的通婚

在塔城，过去居住在农村的回族人会讲汉语的不多，主要使用哈萨克语，与哈萨克族在生产、生活上来往密切，回哈通婚的很多，据当地一位回族老人(80多岁)说，解放前塔城的回族有200~300户，其中70~80%都是和哈萨克族结婚。回族男子不喝酒，顾家，也做家务，哈族姑娘愿意嫁给回族。老人的父亲是回族，母亲是哈族，老人妻子的父亲是撒拉族，母亲是乌孜别克族。我们所查的婚姻登记显示，回族主要是和哈萨克、汉、东乡等民族通婚。与1998年相比，2003年回族与异族通婚的数量明显上升，族别也明显增多(参见表8)。

表8  结婚登记中回族的族际通婚数(对)

巴春红(女，32岁，哈萨克族。丈夫35岁，回族)：我爷爷、奶奶是回族，爸爸是哈族，是他们收的养子，后来和他们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我和老公是在裕民县我表妹的婚礼上认识的。我们1997年结的婚。我妈认为我们兄妹都是回族，就应该找回族。三嫂是撒拉族，和回族差不多，也是回族的一支。姐姐找了个哈族，妈妈还不太愿意。

回族与汉族通婚的制约因素较多，阻力主要来自回族一方，宗教不同、风俗习惯相异是通婚因宗教信仰不同造成的障碍是最主要的因素。客观地说，“认为同样的文化背景、同等的教育水平、同样的生活方式或地位会使婚姻更美满”的“同类婚姻”模式能够被社会广泛持久的接受有其合理性，但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许多人生的经验。

马花(女，41岁，回族，丈夫是汉族)：我父亲是青海湟中县人，母亲是甘肃广河县人，1961年来到塔城。我在塔城生长。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穆斯林。父亲要求我们很严格。上学时，父亲要求我们按时回家干活，不能在外面玩。父亲的话我们必须听。母亲也是一个地道的回族妇女，只知道在家闷头干活，很少出门，什么都听爸爸的。可能就是因为爸爸那时管我们太严，长大后他的一些话我就不愿听，也是看到妈妈那样任劳任怨却什么都没有，我就不想找回族对象。认识老公后，觉得他人特好，我们就谈上了，但父母坚决反对，大哥找了个汉族，现已离婚4、5年了，他也坚决反对。我们一直互相等了十几年，最后父母只好同意了。我32岁结的婚，结婚前他进了教。我之后的4个弟妹，都找的汉族，汉族那方都进了教。结婚后，随着年龄增大，还是感到不同风俗习惯对于家庭生活影响很大。年纪越大感受就越深，知道当初父母、哥哥他们的考虑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弟弟、妹妹要和汉族结婚时，我们都反对，告诉他们还是和本民族的结婚较好，但正在热恋中的人，感情很好，他们不相信，听不进这些话，所以说了也没用。

与达斡尔族的通婚

从婚姻登记来看，近几年塔城市达斡尔族的婚姻以族际婚姻为主，其中与汉族通婚的数量最多，族内婚占到45%左右(参见表9)。在塔城市两个社区户口中，达斡尔族有40户，达斡尔与其他民族组成的混合户有33户。但当我们到阿西尔达斡尔族乡调查时，才得知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本乡的达斡尔人与哈萨克族、汉族通婚的并不多，许多达斡尔老人至今仍不愿接受。

 表9  结婚登记中达斡尔族的族际通婚数(对)

龙巴特(男，74岁，达斡尔族)：原来这里(阿西尔乡)没有汉族，1962年前全乡只有5家汉族，当时哈族人比达斡尔人多。过去达斡尔人和哈族亲戚一样，关系好的很，民族团结好，过节一起过，结婚大家都去，但通婚的几乎没有，只有一、两个。

林太(62岁，达斡尔族)与妻子(58岁，汉族)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社教时期结的婚，当时父母也曾反对过。实际上林太妻的祖辈从山西迁居塔城已100多年，她与林太一样通哈萨克语、汉语、达斡尔语，至今夫妻之间主要用哈语交流，他们在语言及生活习俗上并没有多少差异。林太现有1儿3女，都已与汉族人结婚。夫妻俩表示这是尊重儿女们的意见。据当地人说，过去他家长期居住在哈萨克聚居的牧区，大儿子因与一个哈族姑娘(俩人是同学)谈恋爱，受到双方父母的反对，双双喝农药自杀。虽然老人们都希望孩子们找同族的人结婚，但他们也都很清楚地知道，孩子们的婚姻自己已经很难做主了。

达斡尔族普遍与异族通婚，除因当地同族的人口数量较少，彼此之间血亲、姻亲关系复杂，致使族内联姻出现一些困难外，也与其文化上的开放性有关。甲君：我们的民族有些特点，宗教上没有什么障碍，是最早离开宗教的少数民族；语言上没有什么障碍，懂多种语言；风俗习惯都可以和其他民族融入，和谁都可以当邻居。接受新东西快，有什么学习什么。我们和汉族的风俗相同，汉族对我们非常了解，结婚的最多。和哈族通婚，老人们不同意，因为要入教。在调查中，不少人告诉我们，现在达斡尔族姑娘愿意找汉族男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本族男子太爱喝酒。

与俄罗斯族的通婚

俄罗斯族对异族通婚没有限制性的规定，与其他民族通婚较普遍。在塔城市，俄罗斯族大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回国的华侨与苏联俄罗斯女子通婚的后代。第一代俄罗斯族数量极少，他们与汉等民族通婚的第二代也已60、70岁了，这些人不少是在苏联出生，幼时随父母回国，来到塔城。他们都通俄语，熟悉俄罗斯风俗礼仪，信东正教。

在1998年、2003年的结婚登记中，俄罗斯只与汉族有通婚关系，但在户口登记中，俄罗斯族与其他民族的通婚也很普遍(参见表10)。我们在调查中，接触到上个世纪不同时代的汉族与俄罗斯族的通婚。

表10  两社区中俄罗斯族家庭户(户)

章氏(女，67岁，俄罗斯族，父母是汉-俄通婚。丈夫67岁，汉族)：爸爸在苏联娶的母亲，1938年回国时我才8个月。1945年三区革命前父亲死了，母亲怀着弟弟，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没人照顾，就嫁给了继父，两人共同生活了10多年。解放以后(塔城到内地的)路通了，继父在山东的媳妇也来了，我们和她不和，就分开了。两个弟弟给了继父，我和大弟随了母亲，也没有什么手续。我和老头(丈夫)是小学同学，16岁订婚，18岁结婚。现在我的大丫头、二丫头都找的汉族。我们不干涉儿女的婚姻，找什么民族都行，哈族、维族都可以，没什么限制，只要他们自己愿意。

朱江(男，48岁，俄罗斯族，父母是汉-俄通婚)：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河北人，调干到塔城。母亲是和前夫(华侨)一起从苏联来的，前夫后去世，母亲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难。解放初期，政府要给老革命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父亲本可以选择年轻姑娘，但父亲出身贫苦，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受苦的人，所以娶了母亲。朱江妻(女，46岁，俄罗斯族，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均为汉-俄通婚)：我年轻时希望嫁个汉族人，汉族体贴人，讲理，能帮助干家务。俄罗斯人爱喝酒，爱热闹，喜欢玩，不顾家。嫁他(丈夫)也是缘分。我们有3个女儿，我希望她们嫁给汉族人。大女儿已经结婚，女婿是广东人。

综上所述，塔城市家庭户中混合家庭比重、婚姻登记中族际婚姻比重都是新疆各县(市)中最高的，且在近十年来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其边缘化的地理位置、多样化的民族构成以及民族人口的散居格局、长期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强势文化的影响等有关，由此民族关系和谐，民族分界意识较为淡漠，各民族间文化的交融，乃至于血统的混合，成为普遍现象。在新疆几个混合家庭比重较高的县市，如布尔津县、阿勒泰市、巩留县等都具有与塔城市相似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特点。从这一点说，塔城市的情况并不是特例。

不同民族间族际婚姻发生的频次是有区别的，在塔城这种区别主要不是民族关系造成的。我们曾在个案调查的问卷部分设计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在多民族地区，哪两个民族间通婚数量较多，说明这两个民族的关系较好”这种看法，填写问卷的8人中除1人外6人表示不同意，1人表示说不清。不同意者中多数认为“不一定”。如达斡尔、俄罗斯、锡伯等族与哈萨克族通婚的少，与汉族通婚的多，我们很难据此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好或不好。可以说，在社会政治稳定、族际关系基本和谐的时期，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对族际婚姻的发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两族之间通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说明两族关系较好，并对两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继续起到有益的影响，却不能反证为族际通婚数量少，两族关系就不好。单纯将族际婚姻作为族际关系的衡量标准是不合适的。

从以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塔城市以族际婚姻为主的混合家庭还将继续增长。除了由于民族之间交往增加、个人婚姻自主意识提高等原因外，大量的在混合家庭内成长的孩子逐渐进入婚姻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族际婚姻的后代对于配偶民族成分的选择更趋淡化，且受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阻碍较父母更小，本人对于多文化的吸纳使其更少有民族偏见。所以说，大量的族际婚姻将使民族界限由清晰向模糊过渡。同时，近年来少数民族孩子自愿进入汉语授课学校的人数增长很快，双语教育在逐渐推广，学校不仅成为不同民族的儿童、青少年交往的重要场所，其提供的普适性教育也缩小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感，增长了共同性，使更多族际婚姻的出现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2]姚克文.塔城市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3]塔城市文史资料.第五辑[Z].2000

[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