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革：2005中亚局势变化的思考
石岚
[摘要]
2005年的中亚局势变化之大出乎人们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本文以为有以下因素可以对这种变革作出一定解释：
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与中亚实际情况的不协调
全球性民主化浪潮冲击下的中亚政治冲突的实践
中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制约
选举制度下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划分与使用
多边主义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文明冲突与地区安全
[关键词]冲突 变革 思考
2005年是中亚局势变幻莫测，社会动荡凸现的一年。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变革，深刻考察这些国家当前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能的解释。
现代主权国家理论在中亚的困惑
主权（sovereignty）观念源于西方。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诠释了主权的思想，但第一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并赋予其近代意义的人，是法国哲学家让·博丹，后者于1576年将主权定义为“国家（state）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1]
主权概念随着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产生而得到新的含义。现代民族国家要素包括人民（people）、人民生活于其上的领土（territory）、拥有统治人民和领土之权威的统治者（ruler）或政府（government）。这个统治者或政府被视为国家的代理人，国家则是享有主权这一特殊地位的法律实体。
古典主权观念包含一定的前提性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这主要的和重要的行为主体，其他行为主体是次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社会是“松散、无力、低效的”，国际准则的贯彻依赖于主权国家的认可与合作；与自治领地等形式不同，主权国家的政府有能力在不依赖外力的条件下行使立法和执法的最高权利。[2]在当代国际政治被进行，这些假设面临更多束缚和制约，进而给其定义和使用带来多方面冲击与挑战。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近日就撰文指出，目前世界上共有19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和数量更多的影响力很大且至少部分(有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主体共存。主权国家受到这些组织影响的程度与主权国家对这些组织的影响程度几乎一样。因此，为了实现对地区和全球的有效治理，必须创造一种将国家以外的主体包括在内的新机制。国家必须做好准备向一些国际组织让出某些主权。[3]
在中亚国家，对主权制约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1、作为民众或民族代表的国家政权是否具备代表民众或民族的资格，或者说，是否具有足够的政府能力和责任感。这就牵扯到政治学关于权威与合法性的来源何在这一古老命题。不论是世袭自动赋予的，还是民主选举造成的，或是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简单承认，或是政府富有成效的工作的结果，同样的问题也需要在中亚国家寻找到合适的答案。貌似公正的民主化选举结果最后面临国家崩盘的危机，这已经超越了被国内外简单认可的问题，而是这个作为民众或民族代表的政府官僚体制能否有效实施其管理职能，承担并享有全民赋予的代表民众或民族的资格的问题。
2、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民众心理
一个国家民众对国家政府当局的认可态度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与信任的重要方面。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和群体氛围的影响，产生不同的感情和身份意识。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为例，一个人首先觉得自己是某某教派的教徒，然后才是穆斯林，最后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这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时期的情况决定了同样一个种族群体内部的人可能出现不同的“狂热”。
当然，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些族际关系复杂，社会化程度较低，历史上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不断受到内忧外患挑战的国家其主权往往受到的冲击越大。
3、国家实力对内政外交的影响
从主权原则和国际法的理论上说，所有国家无论强弱大小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现实的世界政治表明，国家的资源依然对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很大。这种资源指国家可能利用的天然财富和环境状况等，主要包括人口、幅员、地理与物产。现实情况是，国家按照实力大小决定彼此间政治关系的情况不可避免地出现。当然，一个明智的政府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会让一个国家现有的实力得到充分的，甚至超值体现。
4、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实现协调统一
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相互联系的概念。冷战后伴随前苏联的解体，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这些“新的”民族主义多半以民族与原由国家裂痕的扩大为特征。但从世界范围看，传统民族国家定义受到挑战，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已经不合实际。在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多民族共存成为现实存在，甚至在某些国家，主体民族数量尚不足国家人口总数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协调统一，是完成各民族对同一国家认同，保障主体民族利益和少数民族利益最大化合理分配的基本前题。
在中亚，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影响着那里的国家主权，这些外部因素包括：
发展模式的选择：中亚国家独立后，那里的很多不确定因素使人们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猜测多多，这其中可供选择的模式包括土耳其的世俗国家模式、伊朗的伊斯兰国家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模式等。有人甚至建议土库曼斯坦采取科威特模式。
边界争端：中亚国家独立后与其周边很多国家都存在有边界问题，包括领土争端、无人控制边界通道、以及边界划界问题等。这其中有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之间的。经过这些年的不断努力，许多这方面问题已经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声明、备忘录等方式得以解决。
阿富汗因素：阿富汗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中亚与阿富汗的边界主要由俄罗斯军队把守，但来自阿富汗的毒品、枪支、人员流动，甚至包括极端主义运动组织及思想等，一直是困扰中亚国家的一个难题，即便是在美国倡导下的阿富汗战争之后，问题依然存在。
中亚国家内部矛盾：中亚国家内部纠葛是多方面的。在领土问题上，前苏联的边界划分造成了今天大量边界争端无法彻底有效解决，其中包括乌兹别克与土库曼、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乌兹别克与塔吉克、乌兹别克与吉尔吉斯和吉尔吉斯与塔吉克的边界争端。这些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双边谈判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但随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一地区形势的风云变幻，这种问题的复杂性更加严重。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中亚内部也矛盾重重。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不同的主体民族之间，不同地区的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传统的部落与地域因素影响等。这些问题曾经引发过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而独立后的也曾经由于某些外部因素刺激，成为引发中亚国家间相互指责或不满的重要根源。
与大国关系：中亚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那里的国家必须谋求大国之间的关系平衡。这些影响巨大的国家包括其传统邻国俄罗斯与中国，也包括9·11事件后迅速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力的美国，还包括诸如欧盟等地区性组织或集团。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也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很好借鉴。美国借助阿富汗战争实现了在中亚国家的驻军，这种变化带来了整个地区地缘格局的根本性转变。
地区性组织：独立之后的中亚国家积极参加了一系列世界性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当然，地区性组织是其另一个发展的重点，也是集合地区力量，提升地区的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步骤。这种地区性组织包括独立之初建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是一个亲俄集团，和古阿姆联盟，这是一个美国和北约倡导下的集团性组织。另外一个重要的地区性组织是上海合作组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包括了除土库曼斯坦之外的其他四个中亚共和国，并在划定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边界、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领域开展了积极而有益的工作。
政治冲突与民主化浪潮
2005年全球主要热点之一是中亚。3月，这里发生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颠覆阿卡耶夫政权事件，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发生严重骚乱，政府军队开枪，导致大批人员流离失所，成为国际难民。
中亚两个国家出现的两种不同事件绝非偶然。此前，在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发生过以和平方式更迭政权的“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3月事件也被许多媒体冠以了“迎春花（或郁金香）革命”的美名，而其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则被看作一次不成功的“革命”罢了。
前苏联崩溃后出现了众多新的民族共和国。这些国家的诞生是美苏两极争霸的结果，也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倡导的“新思维”民主思想的产物。当然，与西方的设想还存在一定差距的是，这些新的共和国在国家体制和领导人问题上大多继承了前苏联衣钵，尤其在中亚、高加索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基本是前共产党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国家领导党派的首领。这一切与西方的民主化要求相距甚远，也就由此产生了进行新一轮革命的必要。
“革命”选择在吉尔吉斯斯坦绝非偶然。在中亚各国中，吉尔吉斯斯坦从独立伊始就开始以中亚的瑞士自称。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这里的民主气氛更为浓厚，政府专政的强度也十分虚弱，在一些边远地区，政府控制力受到挑战和制约。这个国家的警察和国家军队建设也较为落后，这不仅体现在装备上，更体现在人员质量、数量和应急能力等多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面对1999—2000年两次IMU武装入侵时，吉尔吉斯斯坦无力反抗的原因。
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一个严重国内矛盾，那就是南北差异。这是古老而现代的部落遗风的产物。这种南北关系不仅仅因为一山之隔，更多的是文化、历史、传统，甚至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巨大分歧。当然，伴生的是经济差距、社会问题与民族矛盾等多方面因素。从中亚整体看，部落与地区对整个中亚的影响始终成为考察这里现代国家进程的重要指标，吉尔吉斯斯坦不过是其中最典型、最激烈反映的一个缩影。分享权力的斗争因为部落与地区利益的需求而日益突出，政治冲突伴随着传统的利益追求，带来今天复杂而深沉的中亚政治格局。实际上，如果用政治学理论考察中亚国家现有的国家体制，我们会发现，寻求地区与部落平衡是实现这些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一个中亚国家能够例外。
新的问题在“革命”后仍不断涌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历过所谓“革命”后的社会并没有看出根本性转变。相反，权力制衡仍在延续，国内各种集会、暗杀事件此起彼伏，甚至一些国家重要官员、议员也难以幸免于难。国家经济依然萎靡，总理和总统既要保持平衡，又要应对国内不断出现的要求下台和改革的呼声。“颜色革命”似乎并没有解决多年来这个国家累计起来的种种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上去它不过是实现了新老政治精英的权力交换，在国际社会上转换了一个展示这个国家的面孔，而在本质上，它既无法改变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也无法借助一次“革命”完成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建设历程。
如今在美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前阿卡耶夫政权财政部长塔莱别克·考楚马诺夫和副外长杜祖马特·奥通巴耶夫共同撰文《吉尔吉斯斯坦：前进之路》，对吉尔吉斯斯坦3月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并对下一届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他们就明确指出，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发展的症结主要包括：公民彼此间的相互猜忌和对政府的怀疑；国内的政治冲突、社会对政府体制幻想的破灭、政府体制自身的幻灭、民主化发展的抽象理想——不切实际的优先重点和法制真空下的无法无天。他们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创建民主化社会构想的初衷是好的，但采取的步骤和行动违背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现实发展。一定意义上说，吉尔吉斯斯坦的事件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有许多是幻觉，是非真实的体现。换句话说，吉尔吉斯人可能不得不为自己的激进的民主化进程买单。3月事件将是广大吉尔吉斯人自独立后得到的第二个重大教训。新一届政府必须在经济、民主政府、公共行政制度改革和法制基础上建国四大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为建设一个新型的、真正实现民主化的吉尔吉斯斯坦创造条件。
民族国家建设的制约
苏联解体后对那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而言成功的国家模式是西欧的民族国家。在中亚，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是自上而下的，这与那些从底部开始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有显著不同。中亚国家独立后，那里的前共产党政治和官僚精英们不得不开始转换身份，变成民族精英。除了吉尔吉斯斯坦新当选总统阿卡耶夫外，其余几个国家的新任总统都是前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但恰恰是这个所谓的民选科学家总统，却在2005年的所谓“颜色革命”风暴中被赶下台，不得不流亡国外。
从历史上看，前苏联在建立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前，这一地区更多地表现为松散的部落领导下的民族集团，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寻找辉煌的国家建设历史成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当务之急。早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中亚的精英们就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民族特征”。苏联后时代，中亚各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努力书写各自的“民族”历史，强调以往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如吉尔吉斯人的史诗《玛纳斯》就是歌颂民族英雄玛纳斯的，乌兹别克人引以为豪的是帖木儿大帝，而哈萨克人则为自己15世纪的汗国历史而骄傲。这些国家还通过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设置自己的纪念性节日等方式，增强民族国家凝聚力和自豪感。当然，在这一寻找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冲突，这种冲突的数量和激烈程度足以表明，中亚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在中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有一些因素对其产生制约作用，其中包括：
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那样，解体前后中亚出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恶性膨胀的现实，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最为严重，后者甚至因为这种宗教与世俗之间、地域和部落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暴力冲突。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受前苏联阿富汗战争与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和新思维影响，那里的各种原教旨主义组织开始逐渐活跃，并影响至今。这些组织包括费尔干纳的瓦哈比运动、地下活动组织伊扎布特和暴力武装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武装运动（IMU）。这些组织通过暴力与和平、公开与地下等不同方式，对当前中亚的世俗政权统治提出了挑战。
部落或地域因素。部落与地域因素是影响中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
在塔吉克斯坦，部落与民族、地志、语言、文化、经济和宗教等都有紧密联系，因此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历史、地缘关系、政治与经济复兴等。在塔吉克斯坦持续多年的内战中，部落和地域代表就是引发和参与冲突的积极参加者。
在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地区平衡是这个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一环。地区主义在这个国家表现为布哈拉、塔什干、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等。1937年开始逐渐获得权力的费尔干纳人通过与塔什干人的联盟一直将这种权力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尽管1959年曾经有一位来自撒马尔罕的拉什多夫接近过权力顶点，但真正获取权力的撒马尔罕人是现任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他于1989年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
在土库曼斯坦情况也很相似。那里的重要社会单元就是Tekke和Yomud的部落。前苏联时期，部落领导人可以在动员民众支持某种政治和行政措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在土库曼斯坦最具影响力的部落是来自阿什哈巴德的Tekke部落。
吉尔吉斯斯坦的部落关系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更为深刻。这个国家南部的克普恰克和北部的Sary－Bagysh部落先后获取过国家的最高权力。前总统阿卡耶夫作为一个北方人主要获得的是来自楚河州和塔拉斯州的支持。2005年的情况表现，能被差异在这个国家很容易被其他政治性活动所借用，进而引发整个国家的骚乱和动荡。相比而言伊斯兰化较强的南部更容易因此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滋生和发展的场所。
哈萨克斯坦历史上就划分为三大部分，即大、中、小帐。三大部分中，大帐获得的权力一般多于其他两部分。目前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来自大帐。在哈萨克，对帐的忠诚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
少数民族集团。中亚所有国家都是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前苏联时期那里就曾经爆发过1989年费尔干纳谷地和1990年奥什市的民族冲突与骚乱。后者造成许多人员伤亡。两次事件都反映出苏联后时期中亚可能面临的民族不稳定。
中亚地区首先面临的少数民族问题是当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在哈萨克斯坦尤为突出。尽管中亚国家独立后那里出现了大量俄罗斯人离开的情况，但前苏联统治70年依然留下了许多俄罗斯传统与生活方式。而且，俄罗斯语言仍然在整个中亚地区成为重要的官方和生活语言，俄罗斯人在一些关键性技术岗位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哈萨克，北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比例较低的哈萨克人口迫使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保持国家统一与稳定的问题。在强调哈萨克作为主体民族的同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多次指出，多民族和谐对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俄罗斯人问题外，还有南部乌兹别克人与当地吉尔吉斯人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曾经引起过1989年奥什激烈的冲突和人员伤亡。前总统阿卡耶夫多次强调多民族大团结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前提。
作为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少数民族集团问题也较为突出。国家一独立就出现的远离俄罗斯倾向使得这个国家在使用乌兹别克语上走的较快。尽管总统卡里莫夫多次强调各个民族抛开分歧，求同存异，和睦稳定发展，但这个国家北部地区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塔吉克人和南部乌兹别克人与其他民族人口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一些飞地的存在也不利于各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发展大局。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存在一定的少数民族集团问题。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民族和谐与团结在国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两个国家目前都已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过程。
选举制度与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划分
中亚国家独立后实行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不同于传统的议会共和体制，其突出特点是，政府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政府官员和议员可以互相兼任，但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元首虽然由议会选举产生，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却绝非徒有虚名的。作为西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综合体，前苏联解体后的许多加盟共和国依照俄罗斯的模式选择了这种国家政权形式，我们权且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半议会制。在这种组织形式下，议会与国家元首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方面议会选举的重要性对国家元首的地位而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国家元首与议会之间的争夺也可能由此进入白热化。这也正是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出现变革前后的真实写照。阿卡耶夫因为想控制议会选举，进而保全自己的国家元首职位而被赶下台，新一届政府上台前后也必须与议会达成妥协，同时更需想方设法削弱议会的权力。这种矛盾此涨彼伏，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冲突。
作为国家民主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与选举制度地位十分突出。选举是国家或其他政治组织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由全部或部分成员决定一个或少数人充任该组织某种权威职务的一种政治过程，它为公民选择自己信赖的代表组成国家机构，从而为实现国家权力的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公民监督权力行使者，并在一定条件下更换权力行使者提供了重要途径。选举制度还是促进民意的形成、表达，并使公民民主意识得以提高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说，选举制度还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
一般而言，作为社会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包含三类：单纯的执政危机，指因为弹劾、投不信任票等政治行动引发的危机；政治制度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的政治行动主要是政治改革；政治共识的危机，则可能带来政治革命与政治改革这两种政治变迁。我们在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看到的就是最后一种危机，也是导致国家政治从根本上出现裂痕的一种危机形式。当吉尔吉斯人民选择了有些差强人意的“革命”这种比“政治改革”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展示自己对个人权利诉求之时，也就意味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碰撞和争夺达到了最高点。
选举制度为公民实践个人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也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国民政府的存在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民主选举与选举民主这两个需要相互协调的政治概念也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划分设置了障碍。由于国家间差异的存在，以选举制度为代表的民主的表现会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民主制度，选举所展示出的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多边主义与地区组织机制（一体化）
美国教授鲁杰在其专著《多边主义》一书中认为，多边主义阐述了国际关系中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是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这基本与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多边主义是协调各国政策的实践的意见相同。也就是说，这些原则是规定合适的行动的，它们并不考虑在任何特定事件下各方特殊的利益或者战略紧急情况。最惠国待遇是多边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完全禁止成员国之间的待遇歧视现象。多边主义在安全领域中的对应形式应该是，国家对不管是何时或者何地发生的侵略行为都要作出反应——不管它们是否喜欢任何特定的侵略行为。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根据各自理解的不同，将多边主义划分为制度性多边主义、战略性多边主义，或再加上工具性多边主义。[4]工具性多边主义存在已久，如春秋联盟，只不过这一期间的多边主义有实践而无理论，属自发性质。
多边主义也经历了萌芽与发展阶段。早期的多边主义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主，如维斯特伐利亚条约，它见证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指导战后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一项重要原则，多边主义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与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典型的代表是联合国。作为全球性多边主义的集中体现，联合国为促进国际秩序的进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一些地区性多边主义组织也随之不断出现，并发挥出日益显著的作用。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国家种种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违背均势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以力量结构为特征的均势论是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制度性多边主义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普遍行为原则，为国际关系的新发展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选择途径和价值取向。多边主义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门的话题。其兴起顺应了当代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符合当前全球化的背景和区域一体化的兴盛，也满足了国际社会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是对当前美国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制衡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角度我们可以将多边主义视为变相的均势，有效的多边主义是大国通过妥协保证小国的利益。多边主义的繁荣将有助于国际关系良性发展。
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中亚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也符合两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地区有一系列组织或网络正在发挥着超越国家功能的作用，这其中有跨国公司、NGO、恐怖集团、毒品走私网络、地区性组织机构、国际性组织机构的代理部门等等，累累总总，不胜其数。独立十余年中亚国家的发展表明，这些组织或网络成功完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甚至改造，其作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国家边界，成为地区发展前景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中亚地区性组织机制建设中，除了一些国际性组织，与俄罗斯有关的地区性组织外，中国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共同创建并逐步完善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一个成功案例。过去的实践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协调达到多边合作，实现地区共赢的目标。在总结以往安全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应当考虑将文化与经济领域的合作列为下一步发展重点，促进相互间进一步沟通、理解与相互信任，推动地区稳定发展与繁荣进步。
2005年中亚地区的局势发展表明，缺乏能符合各方利益的可供选择的地区一体化机制成为了中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与此同时，一些民间性质的组织（NGO）却扬长避短，充分利用了中亚的这一弊端，在中亚局势变幻中推波助澜。中亚各国应当考虑从地区整体利益出发，将双边合作扩大到多边范畴，增进相互信任与依赖，减少猜忌，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在现代国际社会，单凭中亚某个国家的实力是无法实现提升地区国际地位，树立地区国际形象的重任的，也是难以有效和彻底避免被外部势力侵蚀与袭扰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来看，地区一体化都是值得中亚国家慎重思考的选择方案，也是大势所趋。
文明冲突与地区安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古代的丝绸之路与现代的亚欧大陆桥都是这种独特作用的真实写照；从地缘文化角度说，中亚历来是多种文明汇交之处，民族在这里融合，宗教在这里生根，进而展示出具有中亚地区特色的民族宗教文化；从地缘经济方面，石油与天然气让这里沉闷的经济发展重要性凸现，加上中亚丰富的水利、矿产资源，这里有望成为世界经济未来的一个重要原材料基地。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先生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写到：“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使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5]这位现代比较政治学大师将现代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阐述和论证，进而提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以文明为基础重建国际秩序则是防止这种威胁的最佳安全保障。
根据这一理论，作为传统伊斯兰影响范围的中亚势必也处于当今世界冲突的峰火线上。但中亚的伊斯兰教在其传播与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1、逊尼派为主。除部分塔吉克族外，中亚伊斯兰教徒多为穆斯林两大教派中的逊尼派，受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的影响深刻。16世纪后土耳其苏丹以哈里发名义号令伊斯兰世界，虽然并未被普遍认可，但至迟18世纪，中亚已有崇尚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氛围。这是近代中亚泛伊斯兰主义的历史基础。在中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穆斯林王朝，但这只表现在伊斯兰教被世俗王承认为国教，基本上没有建立过西亚那样的伊斯兰政教合一政权。
2、典型中亚特色。中亚的伊斯兰文化叠化在原始宗教（萨满）和古代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等）文化之上，受这些宗教文化的影响深刻，如圣人、圣墓（麻扎）崇拜等，与伊斯兰“原教旨”有一定距离。中亚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共生树”。许多穆斯林既瞻仰伊斯兰教圣地，也将本民族的某些历史人物的陵墓等建筑视为圣地一起瞻仰。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人既瞻仰宗教圣地苏莱曼山，也瞻仰民族领袖玛纳斯陵墓。中亚伊斯兰文化的内容首先是伊斯兰教的文化，因而具有伊斯兰教文化的共性。但它也是中亚的文化，是融合中亚民族文化诸多内容的结晶，因而它又有其个性，特别是民族个性的存在。因此，中亚的穆斯林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认同，在有些场合它已成为居民群体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内容之一。
3、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中亚的伊斯兰教信仰也随民族和地域的变化而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中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是传统的游牧民。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年代较晚，历史较短。对于许多游牧民而言，伊斯兰教信仰对人们的约束大多仅保留了一些原始的朴素的成分。[6]游牧民族不需要固定的礼拜场所，他们多在草原上就地礼拜。一些游牧民族，如吉尔吉斯人，还保留着许多古老的拜物教仪式。一般牧民只是在纯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才信仰它，甚至连宗教仪式也不那么严格遵守。[7] 中亚河中地区的萨马尔罕、布哈拉和费尔干纳谷地成为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的纳曼干及其附近的农村、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等地被认为是宗教热情较高的地区。在塔什干等大城市以及有苏菲派著名领袖的陵墓和朝觐地区，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也较强烈。与中亚其它三个国家相比，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宗教狂热表现的较为突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参加周五礼拜的人数在独立后出现了显著增加，这不仅表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中亚其它国家的乌兹别克人也成为参加聚礼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由于伊斯兰文化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传统习俗，如割礼、婚嫁、殡葬等得到了较为普遍的遵守。但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行为方式，如妇女戴面纱或者从头到脚蒙起来的情况，则多见于费尔干纳地区。远离伊斯兰教中心地区的游牧民在成为穆斯林教徒的同时，也保留着一些民族自身的传统习俗。正是这些导致了中亚伊斯兰的民族个性的广泛存在，以及民族和地区分布差异带来的信教虔诚度上的不同。
4、近代以来整体淡化。苏维埃政府宣称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苏共将整个宗教界看作是“剥削制度的帮凶”，把宗教看成是敌视劳动群众利益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因此反宗教宣传、无神论宣传始终是苏共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苏共在不同时期针对反宗教宣传中伤害宗教感情的错误进行批评，但总的趋势是，中亚的清真寺大量地关闭[8]，宗教团体大批解散，宗教学校基本被撤消，伊斯兰宗教神职人员被侮辱，甚至一些带有伊斯兰色彩的传统生活方式，如节日庆典、传统习俗等也往往被认为与苏维埃精神格格不入而遭到禁止、取缔。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意识、观念整体淡化，只是在某些地方，如费尔干纳谷地和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的农村，伊斯兰教的影响仍根深蒂固。
这些特点决定着中亚的文明冲突上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国家内部的冲突，是一种冲突的文明，而不是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内部冲突所针对的，是世俗国家体制、现存国家政权结构与模式、传统的部落与地区势力争夺、外部力量的影响等。综合而言，这些内容都不过是中亚国家走向成熟的现代意义国家建设进程中不可躲避的障碍，是文明进步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然的，但也是可以预测和掌控的。
我们在考察涉及中亚地区的国际问题时，更多地需要挖掘和理解那里的民族历史沿革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属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范畴，与现代国际关系所考察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有着本质不同。不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无法在抛开这些历史基础的前提下揭示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未来，解释其冲突根源。
中亚是独特的，这不仅在于那里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更在于那里特殊的国家创建和独立方式。
中亚国家既是一个整体，又是各自独立的部分，这决定着他们更多地采取双边而不是多边方式，解决相互间遇到的问题。而这种解决方案往往并非排他的。
作为独立的国家，中亚的安全更多地表现为非传统安全因素占主导，而且缺乏有效的国家军队也使那里的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权统治的任务更多地依赖于外部世界的支持，甚至保护。
处于大国竞争中间地带的中亚又是边缘的。他们得在大国影响的夹缝中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但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封闭的内陆的地理位置，在热点不断的国际社会中寻找合理的突破方式。
传统的地缘学说和均势理论依然影响着中亚，与此同时，新的文明冲突、地缘经济学和全球主义、民主和平理论等也在不失时机地渗透，这里局势难以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