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认为，归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新疆，与中原华夏小异而大同；而从自然和人文地理、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三个方面分析，帕米尔东西，有同更有异。今日之新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而且也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关键词】中华文化圈 新疆
新疆地处中国大西北，同时又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现代中亚五国同处亚洲腹地，同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版《中亚文明史》所定义的“Central Asia”为“今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i]]，将上述地区视为同一地理、历史和文化单位。但事实上，新疆归属于中华文化圈，与帕米尔以西的现代中亚地区，有同更有异。
与中原华夏：小异而大同
最近的地理研究表明，亚洲的地理中心在新疆乌鲁木齐附近,但从地缘文化史角度考察,新疆应是亚洲腹地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区，归属于中华文化圈，兹有《突厥语大词典》为证，这本公元11世纪出版的重要著作将中国称之为 “Cin”（秦）,并划了上中下三个圈子：上秦地处东方，为“tav:aç”（桃花石）；中秦为“hitay”（契丹）；下秦就在喀拉汗朝的喀什噶尔[[ii]]。事实上,同处中华文化圈内的天山地区与华夏中原小异而大同，松田寿男特别以公元5世纪的高昌国为例,列举了有关历史资料：
国有八城,皆有华人。（魏书·高昌传）
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诸夷传）
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孝经，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胡语。（北周书·异域传）
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同前）。
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原王朝的顽强活力使得天山山脉成为东西文化的接触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座山脉实际上就是东西亚洲的分水岭。”[[iii]]
中国的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对新疆的管辖与治理迄于二千年前的汉代，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同时，生活在新疆的许多少数民族有独特的文化，与新疆境外以西的一些民族，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相似或相同，其中有的民族，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乌孜别克）等，成为现代跨国民族，这也是现实。从表面上看，西域的居民体形多与内地中原人有较大差别，一向通行“胡语”，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并在那里生根后，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似乎拉开，但实际上,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的西域文化与内地中原文化的交融从来没有停止。它与中原内地是同中有异,即同在中华文化圈内,而有自己的特色。
自西汉起，汉之军人、商人往来于中原与西域，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化不言而喻地也随同他们进入。新疆各地的考古不断发现在木简、绢上的记录之书籍，如历法、占卜、药方、兵学、算学、小学等。早在汉代新疆使用的汉佉二体马钱，表明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在遥远的古代就并行而用。魏晋南北朝以后，纸质书籍，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大增加，出土的经史、诗文到佛、道之典籍，遍及新疆各地。日本学者羽田亨的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iv]]。清王朝统一新疆后，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乾隆帝御制谕昭曰：“斯声教益溥于要荒，将惠恺愈覃于海寓”；要求：凡五嶽四渎、历代王陵、先师孔子阙里等，“应遣官致祭，著照例举行”[[v]]。官方的儒家政治思想意识如此深入到新疆,是开了历史之先河。残存的几十种清末新疆乡土志记载，在新疆各县，甚至于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各县，都修建有文庙、孔祠、昭忠祠等，这是清以前所未有之现象。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全疆各地还普遍建有关帝庙,生动地说明，儒家精神为内涵的古代中华文化在新疆的深远影响 [2]。现实是什么，是新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尽管近代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乱，新疆却没有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归根到底是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西域文化的底蕴所决定的[[vi]]。
帕米尔东西：有同更有异
新疆的许多少数民族与以西境外的民族在历史、语言、宗教信仰上有共同之处，这当然也是事实，但还应看到帕米尔之东西，有同更有异。从这一点看，安维华提出的与“帕东”相对的“帕西”，是很有见地的。
一,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分析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 即西方自然地理学所谓的干旱的“内流河区域”，在人文地理学家看来这是历史上古代四大文明的连接和中间地带, 即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但总的来看, 它又是一分为二的, 世界屋脊帕米尔居中，其东,如前所述，新疆地区主要受华夏文明的强烈熏陶；其西则更多受到 南亚、西亚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里, 地缘因素是明显的。新疆地貌大致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 其中天山和昆仑山巍峨高耸, 这两座大山都是东西走向的, 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 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 两山交汇帕米尔高原, 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 袋底在帕米尔, 而袋的开口朝东, 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相接, 交通相对方便得多, 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 、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中亚史家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加文·汉布里说：“我们可以说，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的赫拉特附近，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附近。除了新疆的维吾尔人和中国的东干人（回族）外，伊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藏佛教和汉文明的影响”[[vii]]。 另一方面看，中国的政治影响随着文化传播和经济贸易交流,虽早已波及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 但是除了唐元盛期, 中国的军队和行政建置还是大体局限于新疆境内。
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和人文地理文化圈所限，历史上曾有过跨帕米尔东西的政权,如喀拉汗王朝、察合台汗国，但并不多，并且很快就以帕米尔为界分裂成东西两大块。
二, 地缘文化的分析
美国人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最近写了一本书《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Xinjiang：China’s Muslim Borderland），且不说其内容，就题名而言，到也符合实际。但还应看到，新疆自古以来既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多宗教传播的地区。约自10世纪起,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但直到14世纪东察合台汗国的可汗的统治时,它才在畏兀儿（维吾尔）聚居的天山南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且这种多宗教并存的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帕米尔之东西虽都可说是大量穆斯林聚居之地，但其中的差别非常重要。伊斯兰教原发于阿拉伯半岛，它从一个部族宗教发展成有广泛影响世界宗教，经过一个漫长时期：首先,中东和波斯地区是它的第一延伸区；其次,北非、中亚之“两河”和南亚西北部是它的第二延伸区；再次才新疆与世界其他穆斯林聚居区。须注意的是，上述的伊斯兰教第一第二延伸区,都是同阿拉伯帝国的武功相联系的，帕米尔以东的新疆与帕米尔以西的“两河”流域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疆从未被阿拉伯所征服。在伊斯兰教法中将世界划分为三地：“dar al-isiam”（伊斯兰区，或和平之地）、“dar al-harb”（非伊斯兰区，或战争之地）、“dar al-sulhan”（和约之地），新疆应是介于“和平之地”与“战争之地”间的过渡接壤地带，但又不是“和约之地”[3]。
从历史上看，首先在新疆以伊斯兰教统治的政权是10世纪的喀拉汗王朝，而伊斯兰教真正扎根于天山南路的是14～16世纪的东察合台汗国时代。17世纪，信仰藏传佛教的准噶尔蒙古部在南疆通过其保护下的伊斯兰和卓集团的神权政权实行统治，也就是说，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前的南疆穆斯林就处于“异教”的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后来的清朝统治，对于维吾尔上层来说，同样地接受“异教”统治，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维吾尔上层在顺从“异教”统治的同时以伊斯兰的“沙里亚特”法维持着社会的稳定，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与清朝“因俗而制”的基本政策是协调的，而且在理论上是有自圆其说的根据，那就是传统的“盐的义务”。据维吾尔史料，1864年，库车发生暴动时，维吾尔君王爱玛特拒不从暴,说：“我祖祖辈辈都是效力于大汗（指清帝）…不管他信不信伊斯兰教，我是从祖辈那里承袭下来并要继续沐浴他的荣华。吃着他的盐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应该背叛赐给我们盐的主人。恪守‘盐的义务’，是所有作为人的应尽的责任”[[viii]]。这一点与帕米尔以西的情况,实不可同日而语。
三,地缘政治的分析
中亚，或者说包括“东欧”在内的欧亚大陆的腹地，历来为地缘政治学家所关注。现代地缘政治学的鼻祖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1869～1946）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心脏地带”（Theory Heartland）、“世界岛”（World Island）之类的概念，即所谓的欧亚“心脏地带-枢纽区域”（heartland －pivot area）的三段论：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主宰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主宰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ix]]
麦金德的这一名言集中体现了“心脏地带论”的思想，其中的“East Europe”，字面上是“东欧”，又似乎包括了“中亚”，比较多的说法是指称广阔的没有出海口的欧亚腹地，这一理论使人们联想到存在位于欧亚大陆两端之间的,将东西方世界分开的一片广袤的人烟稀少的地区。
Who rules East Europe commands the Heartland;
Who rules the heartland commands the World Island;
Who rules the World Island commands the World.
欧亚“心脏地带-枢纽区域”图，来源自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在麦金德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当年老牌的大英与沙俄两大帝国就在这里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一争夺被称作“大博弈”（Great Game）。“大博弈”（Great Game）,经常又译作“大游戏”，“博弈”思想源于西洋的国际象棋游戏，学者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模拟的对抗和冲突的分析，并由此形成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博弈论”（Game Analysis）。“大博弈” 广为人知与三位传奇式的人物有关。
第一位是英军上校阿瑟（Arthur Conolly，1807 ～1842），一直混迹于印度商队中在阿富汗和中亚一带从事间谍活动， 1842年被布哈拉汗王捕获并被斩首于布哈拉城广场。[[x]]他在撰写的题为《北印度行程，英国经俄罗斯、波斯、阿富汗》（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 overland from England, through Russia, Persia, and Affghaunistanu）的书中首次提到“大博弈”这一概念。“大博弈”的背景是当年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在欧亚腹地展开的殖民大争夺。1839年，英军由印度北上发动阿富汗战争，而俄军由奥伦堡南下进攻希瓦，这场“大博弈”由此拉开序幕，历经半个多世纪，英俄最终在阿姆河与帕米尔一线划定了各自的殖民领地。
第二位是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1865年出生于印度孟买，在英国受教育，1901年写了一部中亚的惊险小说《KIM》，主题就是“大博弈”，至今还非常畅销，“大博弈”得以广泛流传。
第三位是当代英国记者彼得·霍普科克（Peter Hopkirk），他还是有关欧亚腹地探险问题的多产作家。他的《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Foreign Devils on Silk Road）1982年译成中文出版，为我国读者熟知。上世纪90年代他相继出版了两本畅销书《大博弈：帝国在中亚的争斗》（The Great Game：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寻觅KIM：探索基普林的大博弈》（Quest for Kim: In Search of Kipling's Great Game）。
一位上校、一位名作家、一位多产记者，正是这三个英国人，从不同角度将19世纪英俄在欧亚腹地的“大博弈”介绍给世人，而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中就有了“大博弈”这一学术专语。冷战时代，“心脏地带”概念成为西方武库的一部分。
其实，在我看来，“心脏地带论”实难以概括中亚的地缘政治本质，苏俄曾长达一百年里，既控制东欧又统治中亚的大部分，但并未能主宰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漫长的古代，新疆一直处于十分封闭状态, 它的西部境外从来没有出现能与中国中央王朝发难、挑战的敌国和势力。清代思想家魏源指出: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 南回北准; 而外地则以葱岭为纲, 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 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 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即柯尔克孜)……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 西南为巴达克山, 为爱乌罕(阿富汗)…新疆南北二路, 外夷环峙, 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 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落而已。[[xi]]
魏源此说是对18世纪新疆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其中,天山和帕米尔是纲。19世纪下半叶，新疆周边成为沙俄和英国殖民帝国新领地，新疆处于这两大殖民帝国夹击之下，成为它们肢解争夺的对象。民国时期，新疆孤悬塞外，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停滞，政局日趋动荡。20世纪30～40年代，农民暴动、民族仇杀、军阀混战，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干涉，新疆曾一度大乱。当时西方的一些学者也有过种种猜测。美国人拉铁摩尔就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如果政治家们是有效率的工程师并且仅此而已的话，则极有好的理由把新疆某些部分合并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共和国，并把塔里木盆地的一大部分建立一个维吾尔共和国，也合并于苏联。按照民族、语言及文化的类同、地理的接近、近代交通最经济的设计及物质进步的迅速增进来说，新疆的自然方向是朝向蒙古和苏联，而不是朝向中国。[[xii]]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新疆和平解放，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崭新的一页。现在看来，拉铁摩尔之说近乎于荒诞，因为他的宏论完全不切合帕米尔东西之地缘政治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归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今日之新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而且也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原文载《新疆大学学报》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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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潘志平（1945—），男，汉族，南京市,研究员,研究方向：中亚的历史与现状。
[2] 关羽是神化了的三国时代的英雄。自宋代以来，关羽被帝王不断加封进爵以至尊之为武神，“三界伏魔大帝威远镇天奠关圣帝君”。清代，关帝的祀典提高到与孔圣之并列之地位。此时的关帝是忠义的楷模，更是熟读经典、深明大义的大儒。建于1763年伊犁惠远城关帝庙，其正门就悬挂“神佑新疆”大匾。清嘉庆年间遣戍新疆的名士洪亮吉所著《天山客话》中记有；“塞外虽三两家，村必有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盖接西海云”。
[3] 按伊斯兰教法，“和约之地”指其地虽非伊斯兰之地,但已被‘anwatan（强制投降）或sulhan（立誓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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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i]]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368.
[[ii]]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何锐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479.
[[iii]] 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3.
[[iv]]羽田亨，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77.
[[v]]清高宗实录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条.
[[vi]] 王智娟.“文化整合”语境下的西域文化[J]. 西北民族研究，2004（3）.
[[vii]] 加文·汉布里，吴玉贵译. 中亚史纲要[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4：6.
[[viii]]毛拉木萨：《伊米德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81.
[[ix]]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 Geographical Journal XXIII (1904): 421-444, 和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 London, 1919).
[[x]]М.А.Терентьев. Истор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Ⅰ，рp.197～198. 1906； 和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Conolly.
[[xi]] 魏源：《圣武记》（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0.
[[xii]]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