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是培养人的重要手段，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人类靠教育来传递先人的经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自有群体的人类之后，就有了教育，它顺应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而发展。我国的民族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点和演变受不同民族社会特点的制约，并随着不同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别的民族的影响，因而其民族教育也自然会受到别的民族的影响。所以，研究我国的民族教育，除了必须联系该民族的社会历史外，还要注意从民族关系中分析民族教育的形成特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不同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50年代以前，有的民族还保存原始社会形态，有的正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也有多种不同的特点。不仅不同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的不同分布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我国民族教育的特点极为复杂，呈现出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研究这一客观对象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分类。

从我国各民族中存在的教育形式上看，民族教育大致可分为无组织的教育和有组织的教育两大类。无组织的教育是一种自然教育，是在家庭或社会中无意识进行的，不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而有组织的教育则是通过聘请专职教师和设立专门场所，系统地、有目的地来实现的，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意识到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体会到教育的价值后才产生的，是人类进步的表现。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育与宗教存在密切的关系、表现在：教育内容主要是教经、教义；教育场所在寺庙、经院；学习者是小和尚、小喇嘛。特别是全民信教的民族，教育离不开宗教，宗教离不开教育，二者密不可分。我国少数民族信仰宗教的历史较长的，主要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宗教的教育活动主要在寺庙、经堂内进行，可称为寺院教育，部分民族如回、东乡、撒拉等的伊斯兰教教育称经堂教育。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加入WTO，我国改革开放日趋深化，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也在向中国走来，国家和社会发展使得对双语、多语人才的需求程度迅速提高。汉语是公认的最重要的我国通用语言，而英语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我们必须面向这一现实。同时，实施双语、多语教育，也是为了满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学生将来为了科研工作、获取信息、出国深造、在合资企业谋求职业或谋求“高薪”职业，都必须具有双语、多语能力，必须是双语、多语人才。这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我国，不仅很多发达地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积极推广双语、多语教学，而且在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比较聚居的新疆的具有超前眼光的行政领导、学校的管理者也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明显有较长周期性的，如果我们等到发现学子们在高中乃至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汉语、英语等语言的掌握方面明显跟不上其他地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学生个体的发展，那时才来实施双语、多语教育，那我们就过于滞后了。

我国实施双语、多语教学的目的是客观地说，目前实施双语、多语教学的目的并不是源于种族同化、文化认同、社会稳定的需要，更不是基于民族的和谐共处、避免国家分裂的考虑，其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双语、多语水平，培养双语、多语人才，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正如王斌华教授指出的：“双语教育是提高每个人外语水平的一个途径；在概念形成、知识迁移、国际视野、交际能力等方面，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明显优于接受单语教育的学生。这些是国外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开展双语教学实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古代称之为“西域”、“边疆”的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资源十分丰富。远古的塞、吐火罗（月氏）、羌、匈奴、汉、乌孙、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契丹、蒙古等古代民族，都曾在新疆这一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出演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且对中国历史、中亚历史、世界历史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新疆考古发现的多种古代死文字，如去卢文、古和田文、古龟兹文、古焉耆文、梵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契丹文等就是上述古代民族活动的历史见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居住在新疆的各族人民由于地缘原因而相互交融杂居在一起，又因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各个民族都一直在学习和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所以在新疆丰富而多彩的双语学习波峰一代接一代始终都没有间断过。

维吾尔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推算，2005年末新疆总人口2010.35万人。其中男性1029.7万人，占总人口的51.22%；女性980.65万人，占总人口的48.78%。城镇人口746.85万人，占37.15%；乡村人口1263.5万人，占62.85%。城镇化率37.15%。维吾尔族人口：9235040；汉族人口：7956602；少数民族总人口： 12147898

维吾尔族是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组，文字系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章主要阐述维吾尔族“双语”和“多语”使用历史过程，历史上的维吾尔语言文字与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以及维吾尔族历来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实践等。

一、 维吾尔语言文字与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

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向双语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双语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一个民族或个人与另一民族交际或为了向另一民族学习而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语不仅是语言使用问题，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一个民族双语现象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由其分布特点、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等特点决定的。认识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必须紧密联系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史前的情况因无文献记载不能得知。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已有很长的历史。在西域原居住的主要居民是丁零、塞种人、乌孙人，羌人、匈奴和汉人，那时除天山以南操伊朗语系的部落以外，从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迁移而来的一部分羌人讲的是原始的藏语，天山以北则居住着匈奴、塞种人、吐火罗（月氏）人、乌孙人，塞种人和吐火罗人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乌孙人和匈奴人则属阿尔泰语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维吾尔人原住的地区曾存在着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多种语系。这种自然环境不可能不对民族和部族之间产生影响，当然，那时在那些部族中也曾出现过“双语者”和“多语者”。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从此西域便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关口，那时随迁移西域的外地人人数的增多，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受宗教影响，西域地区的语言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汉代在交通要道上的西域诸国还设有主要为汉朝使节服务的“译长”职务。如且末、精绝、于阗、疏勒、卑陆、危须等国各设译长一人，鄯善、姑墨、尉犁、车师前国等国则设译长二人，焉耆国设有译长三人，莎车、龟兹国设译长四人①。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西域各国有可以操汉语和西域语言的双语者。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从此以后中央政府与新疆之间便有了时分时合的关系。无论关系如何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字交流一直曾未停止过。

语言的相互关系表现在文献记载上并以记载的形式一代一代流传给后人。因此，要想研究民族语言就必须了解文字历史。维吾尔族的文字史可以分以下几个时代：1、鄂尔浑河时期。这一时期为公元7世纪至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的是突厥文和粟特文；2、高昌汗国、喀拉汗王朝时期。这一时期为公元9世纪中叶至公元14世纪。该时期在主要使用古代回鹘文和哈卡尼耶文的同时，还使用摩尼文、粟特文、突厥文、古叙利亚文、汉文、波罗米文、吐蕃文等文字；3、察合台文时期。为公元14世纪至公元20世纪前叶。这一时期在使用察合台文字的同时，还使用古代维吾尔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4、现代维吾尔文时期。为公元20世纪3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使用的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老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和目前使用的经改革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字。

公元7世纪中叶至公元9世纪中叶，维吾尔族的祖先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在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对当时的我国和中亚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个地方政权当时被称为“九姓胡国”、“漠北回鹘汗国”、“鄂尔浑回鹘汗国”和“九姓回鹘 --- 十姓回鹘汗国”等。鄂尔浑回鹘汗国时期，也就是公元7-9世纪，在中国和世界史上是古代社会所处的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由于当时鄂尔浑回鹘汗国与邻国即唐朝（公元618－907年间）、以及与以后的突厥汗国（682-745年间）、西藏汗国（公元617-847年间），西域和中亚国家、民族间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加强，他们的史绩由他们自己记载不仅反映在鄂尔浑 --- 叶尼塞石碑上，而且也曾用邻国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后编成史册，其中一部分已流传至今。这些史料显示，研究古代维吾尔族与其他语言文字的关系，需要参照古代突厥文、古代维吾尔（回鹘）文史料、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以及考古资料。

古代突厥语主要指用古代突厥文书写纪录的语言。古代突厥文是古代操突厥语的民族和部落使用的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的文字。它共有40个字母，大约在公元6—10世纪之间，古代突厥汗国、鄂尔浑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叶尼塞吉儿乞儿人和西伯利亚的骨利斡人等民族曾普遍使用过这种文字。由于这种文字的字形与北欧的古日耳曼人使用的卢尼（儒尼）文相似，一些外国学者普遍称之为“突厥--卢尼（儒尼）文”。由于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史料是从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也被称为“鄂尔浑 --- 叶尼塞文”还有一些人又称之为“突厥汗国文”、“伊斯兰时期前文字、“西伯利亚文”等等。

用这种文字书写的石碑有，“敦欲谷碑”、“磨延啜碑”、“阙特勒碑”、“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啜碑”、“苏吉碑”等著名的石碑。这些石碑上刻的碑文从内容上看所记录的年代比较久远且很详细，尤其是特别注重回鹘和中原王朝的关系。碑文是由与回鹘有兄弟关系的部落刻写的。其中“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上刻有古突厥文、粟特文、汉文三种文字，其中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被严重毁坏，只剩下汉文比较完整。保存部分大概有1600字左右。

回鹘文指用古代回鹘文书写纪录的史料语文。回鹘文是回鹘人以及操突厥语民族在使用阿拉伯文字以前广泛使用过的，而且文化遗产流传至今较多的字母体系文字。这种文字是在古代中亚居住的古代粟特人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蒙古西部发现的“多罗郭德碑”上刻有八行古代回鹘文，它证明在鄂尔浑回鹘时期回鹘人就已经在使用这种文字。回鹘文是由19-20个符号和字母组成的，在有些地区则延用至14-15世纪。历史上回鹘文不仅只有回鹘人在使用，而且其他突厥人民，如蒙古人、满族人也曾经使用过它。它还曾是高昌回鹘王朝、金帐汗国、铁木儿帝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官方语言。用回鹘文撰写的著作有“乌古斯可汗传”、“登里（勃古）可汗进入摩尼教”、“突厥民族谱”（《突厥世系传记》、《突厥系谱》--- shajara’iy turk）、“福乐智慧”（维也纳版本）等。

此时的回鹘人不仅与周围的兄弟突厥部落保持较多的联系，还与周围的粟特、塞等部落以及中原的唐朝联系密切的。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必然反映在语言文字上。所以，无论是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石碑上是在其他文献中，都能够看到其他语言文字的影子。石碑上同时刻有回鹘文、粟特文、汉文就不是不奇了，这说明维吾尔族先人在使用自己文字的同时，还有使用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习惯，也或许是上层人士特别重视双语的缘故。这一时期不仅回鹘人学习其他语言，而且其他民族的人也争先恐后地学习回鹘文并吸收回鹘文词汇。比如回鹘人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文字的时候，吸收了粟特语中的一些词汇和术语；于阗（古和阗）的回鹘人受到赛种人语的影响；龟兹周边地区的回鹘人则受到了梵语和古吐火罗语、古焉耆语的影响。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人的语言也曾受到过中原地区汉语的部分影响。犹如像“qunchuy (公主)”，“yinju （珍珠）”这样的词汇就是那个时期由汉语进入回鹘语中的。回鹘-突厥语中的“san’gun”一词也是那个时期以前就从回鹘 --- 突厥语中变成“将军”进入汉语中的。可见，回鹘人除了使用古代突厥文（鄂尔浑 --- 叶尼塞文）、回鹘文和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古代维吾尔文以外，还曾在历史上使用过吐火罗文、摩尼文、粟特文、梵文（天竺文）、汉文、藏文等多种文字。之所以维吾尔族在历史上除了使用自己的文字以外，还曾使用过那样多的其他文字，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古代的维吾尔人（回鹘人）除信奉图腾和祆教、萨满教等一些原始宗教以外，还信奉过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尼斯托利亚教），所以，他们受宗教影响坡深，以宗教需要为目的而吸收了与那些宗教有关的文字，并用它们留下了大量的宗教遗产。

如果说信奉佛教的回鹘人中靠西较近的部分人使用的是粟特文的话，那么靠近印度的那部分人使用的就是梵文，信奉摩尼教的部分回鹘人使用的是摩尼文。随着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传播，摩尼教徒们开始用这种文字记录摩尼教相关文书。利用梵文将佛教大乘佛教派的遗产从梵文中翻译过来而后进行抄写。利用藏文将佛教小乘佛教派遗产从藏语中转译成回鹘语，这完全是出于宗教的需要。

据一些文献记载，回鹘人在历史上除了使用上述文字以外还使用过汉语言文字。回鹘人在汉人地区的社交经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共同点以及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为汉语言文字在高昌、龟兹等地区的传播和使用创造了条件。犹如僧古舍力都统等一些语言学家、文学家在从事梵语、吐火罗语、藏语翻译的同时，同样又从汉文中将一部分包含宗教内容的遗作翻译成回鹘文和一些其他古代语言。当时的回鹘人文学家和翻译家们不仅能使摩尼文、藏文、吐火罗文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闻世，而且还能使用汉文写出有关佛教的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和新疆，不仅改变了在这一地区的原有的操突厥语诸民族的宗教信仰，而且使他们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从喀拉汗王朝中期开始，阿拉伯、波斯语言文字开始逐渐代替了当时文人、学者们所使用的回鹘、突厥语言文字的地位，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自下而上与回鹘文保持了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公元10世纪至20世纪的维吾尔族历史来看，在维吾尔族文人和广大民众中形成了一种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主的“双语”形势。关于那个时期（公元11世纪）举世闻名的著作有《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族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并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后。

11世纪是阿拉伯语同回鹘、突厥语如同竞赛中的两匹赛马一样并驾腾飞的时期。阿拉伯语作为传达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的语言很快在穆斯林民众中以及当时社会上层文人中传播开来。因为在当时的寺院教育中，传授《古兰经》就必须要教授阿拉伯语。公元15世纪的杰出的诗人纳瓦依说：“阿拉伯语以其华丽和丰富而言，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关于这一点无人说‘不’，所有的人都认可，因真主的圣明是由它传送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哈底斯（圣训）也是由这个语言传送的，圣人贤士们传授的真理学说乃至宝贵的经验都是通过这个吉祥而豪壮的语言来表现的”②。由于这个原因阿拉伯语开始在回鹘人中快速普及，首先是阿拉伯语中关于宗教的词语，而后是关于生活和文化的词汇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回鹘语中。起初阿拉伯语和回鹘语中原有含义相近的词语并列使用，后来阿拉伯语逐渐取代了回鹘语词汇的位置。当时回鹘人将阿拉伯语置于第一位，而将突厥语、波斯语、印度语居阿拉伯语之后。纳瓦依将突厥语、波斯语、印度语和阿拉伯语进行比较之后说：“有一点很明确，突厥人与萨尔特人（在本作品中操突厥语人民被视为‘突厥人’，操波斯语人民被视为‘萨尔特人’）相比，聪慧和理智是一个纯正的人民，而萨尔特人与突厥人相比在理解能力、讲究学识和思维方法上则周全和深刻。这一点可以从突厥人的直爽和豁达中，萨尔特人的讲究学识和技艺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从语言上看，优势和劣势显得尤其明显。在构词方面突厥人胜过萨尔特人，他们善于在自己的语言中构造含义不同的词汇……突厥人的适应性很强，突厥人和萨尔特人中，无论年龄大小地位是平等的，他们相互交流。萨尔特人中学识广博和智慧贤明的人居多，而突厥人中文盲和比较粗俗之辈较多。尽管如此，突厥人中无论达官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听懂波斯语，都能力所能及地讲波斯语，有些人还讲得相当好，突厥诗人甚至还能用波斯文写诗、写文章。但萨尔特人从下到上，老百姓和达官显贵都听不懂突厥语。一百个、一千个人中哪怕有一个学过突厥语也好，然而只要他一开口旁人就能听出他是萨尔特人，说者也自感有点自我嘲讽。没有一个比它个更强的实事可以证明突厥人的适应性有多强，萨尔特人中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③

当时波斯语被视为是文学语言，因为当时用波斯语写成的诗歌体和散文体的作品多而且闻名远近。所以在大众中有“阿拉伯语犹如糖，波斯语犹如蜜”的说法。加之纳瓦依所说的“突厥人的语言与萨尔特人的语言相比适应性很强”，因此当时在上层人士中掀起了除学习阿拉伯语外还要学习波斯语的热潮，甚至有些人用波斯语写出了很多诗歌体及散文体的作品。为了改变现状珍视母语，纳瓦依出炉了题为《两种语言之辨》的作品，通过对上述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提出了“突厥语就是技艺语”的观点。尽管如此，这种状况仍然延续到了20世纪。

“双语”和“多语”，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反映，当民族间交流频繁，关系密切，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长处有足够认识时，不用强求，出于需要，一个民族也会去学习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反之，关系疏远，则不能接受对方的文化和长处，就会感到没有学习的必要，此时无论你怎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也无济于事。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只有民族和睦了，“双语”和“多语”工作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民族关系疏远了，“双语”和“多语”就会停滞不前无人问津。每当我们掀开历史的篇章，就能感觉到维吾尔人是突厥部落中较早步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部族，他们与周边其他部族和民族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地反映在他们的历史轨迹上。

二、维吾尔族历来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实践

在阐述维吾尔人“双语”和“多语”历史时，我们有必要翻阅一下有关的古籍和历史文献。可以说维吾尔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对世界文明宝库做出的伟大贡献就是那些流传至今的史料及经典文学作品。据证实维吾尔文字文学起源于4世纪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这些史料充分反映了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双语”和“多语”传统的开放性的先进的民族。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无数个文献资料都是用多种文字记录的。在国外收藏的文献资料的文种多达26种，其语种囊括了阿尔泰语系、含闪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等四大语系。虽然维吾尔人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文字改革，但维吾尔经典文人们始终都未停止过使用双种或多种语言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步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着眼于种种社会、历史、政治的需求，迅速适应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和所急，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

关于维吾尔经典文人们使用“双语”和“多语”翻译和撰写多部宗教及文学著作的客观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长期杂居的现实决定了语言的相互渗入和相互学习的社会氛围的形成。现代人类学认为，在新疆生活的部落和民族属“欧洲种族”、“蒙古种族”和这两个种族融合后而形成的“混合种族”。在古代新疆地域曾经居住的有塞、乌孙、吐火罗、粟特、鲜卑、柔然、汉、突厥、蒙古、吐蕃、羌等许多部族和民族的人。虽然这些部族和民族所操语言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前各属不同的语系，但在以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相互渗入相互融合并连接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现在的维吾尔族。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韩康新先生在《从人类学探讨新疆古代人民种族归属》一文中说：“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维吾尔人属欧洲种族其中也渗有少量的蒙古因素”④。很清楚，属于这些部族的语系所包含的语言很多，这就必然使得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用多种语言文字去交流。

第二，举世闻名的古代欧亚大陆上的大通道 ---“丝绸之路”横贯具有地缘优势的战略要地新疆。由此而来的是使得自然地缘为多种语言文字及多种文化的交汇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的各类文化遗产中可以清晰地领略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祆教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子。显然，这样多层面、多棱角的文化类型当然是通过多种语言而形成互相融合并社会化的。一个民族的思维财富首先是通过它的语言而显现的，这种状况导致了各种不同语言的交汇和融合的必然性。在某些地区不同文化类型的进入意味着不同的语言成分的进入。

第三，新疆历来是一个多宗教地区。除了原始宗教以外还有祆教、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以及它们的影响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维吾尔人信奉过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自我。信奉了某一种宗教的民族往往会根据信奉的需要，在接受它的同时，要翻译与那个宗教相关的工具书和宣传资料，与此同时，还要吸收与那个宗教一并而来的民族的语言。例如维吾尔人在信奉摩尼教、佛教时需要掌握粟特语、吐火罗语、梵语和汉语，在接受伊斯兰教时又需要掌握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除此以外，由于执政政府所设教育机构的因素以及各种历史的及社会的原因，部分人生活在辖区以外，这也为“双语”和“多语”化提供了条件。

由于综上所述的原因在维吾尔文献资料中反映的“双语”、“多语”传统是很早以前就已产生并延续下来的。那么让我们共赏一下维吾尔历史上的一些“双语”和“多语”经典文人代表及其代表作吧。

一、伊斯兰时期以前的维吾尔“双语”、“多语”文人

鸠摩罗什 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史上以及丝绸之路佛教注释史上占据一定位置的龟兹佛教学者、哲学家鸠摩罗什公元344年生于龟兹。他的父亲鸠摩罗谭是印度宰相之一，母亲什瓦是龟兹王的胞妹。鸠摩罗什自幼在龟兹的王公寺院学经。从九岁起在克什米尔的高等法师那里接受系统的佛教教育，学成后回到龟兹，至到39岁时一直在龟兹。公元384年被掳虏到凉州，在那里呆了16年以后去了长安，在这期间他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和汉文化。鸠摩罗什在长安期间受到了国师般的待遇。他在长安期间收了800余弟子，他最得意的门徒是曾超，他向鸠摩罗什学习了龟兹语和梵语。鸠摩罗什在长安住了12年，于公元413年逝世。临终前写下了这样的音韵：

因法相遇，

珠未尽伊心，

方复异世

侧伧可言

鸠摩罗什一生中翻译了32篇，300卷（有些史料中说是98篇，425卷）佛经。为汉族佛教文学创造了一整套规范化的名词术语。除了从事翻译以外，鸠摩罗什还对自己翻译的经文歌进行了一番注释，还用汉文撰写了《真世论》、《鸠摩罗什说教言论》、《僧人惠渊答十八问》、《原本、箴言、诚信之问答》……等著作。

墩欲谷 出生于东突厥阿史那部落的后裔部族中的贵族世家，在唐朝古都长安成长并读书，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墩欲谷”（“墩”--- 意为“第一、首个”；“欲”--- 意为“珍爱、保存”）的突厥名字。公元681年骨咄禄起义时应起义军将领（骨咄禄之弟默啜）之邀，与骨咄禄合并。墩欲谷不仅是一位在唐朝朝廷受过教育的将领，而且还是当时的一位享有盛气的文学家和语言大师。墩欲谷在生之年（公元716年）为自己撰刻了石碑，他精通突厥语和汉语。

僧古舍利都统 高昌回鹘王朝时期（公元10世纪）的僧古舍利都统是一位文学翻译巨匠，语言学家、诗人和翻译家。他精通历史、文学、佛经，除了精通古代汉语以外，还精通古吐火罗语、梵语。所以他才能将极其难译的，含义深邃的佛经用十分流利、生动的词语译成回鹘语。他将《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等著作从桃花石语（古代汉语）中译成回鹘语，其语言极其华丽无一伦比。据史料记载他还懂粟特语、吐火罗语和梵语。

塔塔统阿 公元13世纪塔塔统阿生于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就结缘学习。他长大后除了熟练掌握母语以外，还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因此乃蛮部落的太阳汗聘他为文书和顾问。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部落以后，塔塔统阿被请进蒙古王室为蒙古太子诸王教授维吾尔文字。他是第一个向蒙古人介绍文字的人，他为元朝文化的发展以及蒙古人民和维吾尔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安藏 生于13世纪的安藏（字于国宝）是元朝时期杰出的维吾尔族翻译家，他的父母是别失八里（即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的一户信奉佛教的平民。他自幼聪慧过人不仅能诵读和背诵许多佛教经文，还熟读了不少的儒家学说。元始祖忽必烈汗登位后（公元1260年）安藏将自己翻译的10卷佛经《难经》呈献给忽必烈汗，于是忽必烈汗请他参予了元朝朝廷文书、翻译事宜。为了吸取以往朝代的经验教训，忽必烈汗只让他负责专门翻译史书的部门。他负责的翻译部门保证朝廷内的维吾尔、蒙古、汉文翻译工作的正常运行。据《元朝新史》192卷《安藏传》中所说，在当时他是一位在军事学、人文学、医学方面有渊博学识的杰出的翻译家。因他学识渊博，将无人敢于问津的《尚书》从汉文译成了蒙文令世人赞不绝口。除此之外，安藏将《贞观正要》、《资治通鉴》、《本草》等著作从古汉文译成了蒙文。由于他的上述功劳直到他逝世的1293年为止，忽必烈汗一直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充当顾问百般重用。

伽达纳斯和鲁明山 元朝杰出的翻译家伽达纳斯（汉姓为鲁），是一位很早就迁居内地的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他16岁时就进入元朝朝廷当官，是一位才子。除了通晓维吾尔语以外，还精通汉文、蒙文、藏文、梵文。在忽必烈汗时期将几百篇佛经从回鹘文翻译成汉文和蒙文。被视为是元朝朝廷里杰出的翻译家，并在王宫最高学府执教，培养蒙古太子和贵族子弟教授各种语言和宗教知识。

他的儿子鲁明山因受父亲的影响也学习掌握了多种语言文字，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士，以后成了元朝时期的一位农学家。并在搜集维吾尔学子和农牧民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是保存至今较古老的一部月令体裁的农书。

阿鲁浑萨里 维吾尔学者阿鲁浑萨里是为元朝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之一。其父乞台萨里是元朝朝廷里主管国家佛教事务的官员，由于他出身在那样一个家庭，自幼就接触到了许多知识。他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和勤奋精神除了学习掌握维吾尔、蒙古、汉、吐蕃语以外，还学习了经卷、史学、阴阳学、天文学、法道学、医药学、养生学等方面的知识。公元1284年，阿鲁浑萨里被任命为朝列大夫、左待仪奉御。在阿鲁浑萨里的提议下忽必烈汗批准成立了“集贤馆”，并任命阿鲁浑萨里担任“集贤馆”学士兼太史院事。随后“集贤馆”更名为“集贤院”成了元朝中央的常设机构。它的职责由征集士子扩大到提调学制，成为主管全国教育的部门。不久他又提出了设置国子学院的建议，这个建议也被付诸实施。除了上述建议以外阿里浑萨里又提出了许多有利的建议。他的那些建议对元朝科技教育事业产生了推动作用。

除了上述几位学者外，公元4世纪的叶尔羌国王公主苏丽依苏玛，是维吾尔人中的一位女性佛学思想家和演说者，她精通龟兹语、梵语。她的思想影响了当时的鸠摩罗什；公元5世纪时的龟兹人阿利亚羌特里精通吐火罗语和梵语；公元4世纪时的龟兹人布达森阿精通龟兹语和汉语；公元6-7世纪的于阗人畏亚奎奇精通于阗语和汉语；同一时期的于阗人司喀纳达精通于阗语、梵语和汉语。

元朝时期维吾尔人为当时的文化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许多维吾尔文人用汉文从事创作，进入到当时的名人行列之中。元朝时期的28位少数民族文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西域 --- 新疆人士。据记载，那个时期以精通汉语著称的维吾尔族文人有贯云石、天锡、马祖昌、薛昂夫、高克恭、乃贤（纳新）……等。

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元朝政权的政治及军事大权均掌握在蒙古人和维吾尔人手中，建国初期尽管蒙古语和维吾尔文字成了国语和国文，但不久以后因居住在广袤的中原地区人数众多并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的汉族人在各方面占据要位，因而上述状况未能再继续下去。于是汉语言文字成了全国统一使用的语言文字。就拿那时用汉文写作的维吾尔族文人来说，他们或他们的先人都曾是与蒙古首领并肩作战且功勋卓著的文官或者是军事将领。由于元朝的统治中心在中原，所以他们只好在那里住了下来。再则元朝年间新疆战乱不断，一部分维吾尔族文人无法在自己的家乡写作只好拖家带口地迁居到内地。他们在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交流的同时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粹丰富了自己。在这期间他们专心研究汉文史料和儒家学说，学习和吸收了汉族文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元朝中、晚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在文学界已被公认的排行在前的维吾尔族文人。他们用汉文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活动，为当时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伊斯兰时期以后的维吾尔“双语”、“多语”文人

法拉贝 艾布·纳斯尔·法拉贝（公元870-950）伟大的学者，伊斯兰化以后的维吾尔、葛逻禄文化的首位代表人物，杰出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数学家及音乐家。他出生在热湖以南，属巴拉萨滚地区的法拉布草原上的维吾尔、葛逻禄虎将乌孜鲁克之子塔尔汗之家。在本土居住期间他就已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到伊朗学习了几种语言，随后又到巴格达学习阿拉伯语和哲学。据个别史料记载，法拉贝懂70多种语言。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各门学科用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希腊文、巴列维（钵罗钵）文、古叙利亚文撰写了160余篇著作，80岁时在大马士革逝世。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公元11世纪伟大的维吾尔学者、语言学家、文学家。出身于喀拉汗王朝王室家族，1005年左右出生在喀什噶尔疏勒县乌帕尔乡。在喀什噶尔居住并在那里读书学习。那个时期突厥语同被视为科学语言的阿拉伯语如同竞赛中的两匹马一样并驾齐驱。由于政治交往、经济及文化交流的需要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统治当局意识到学习和掌握突厥语的重要性。从这一点出发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立志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哈卡尼耶”(喀什噶尔、伊犁、七河、热湖一带)，吉儿乞儿、鞑靼草原，布里阿尔、克普恰克田野，东回鹘城，阿尔古、乌古斯乡村，在使用突厥语的部落和部族中进行调查了解，收集词汇、歌谣、谚语、成语典故，再将自己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收集到的词汇进行科学整理的基础上，于公元1072-1074年完成了采用比阿拉伯词典法还要先进的新方法，按照阿拉伯文字母排列顺序，用阿拉伯文和突厥文进行详解的三卷本《突厥语大词典》。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对《突厥语大词典》重新进行修改后，大约在1076年将它献给了巴格达哈里发乌布尔哈斯木·阿不都拉·穆合塔迪·比艾米鲁拉。作者从突厥语整体出发，根据语音学、词汇法学、语法学的特征进行了细致地分析研究将公元11世纪的突厥语划分成了乌古斯、克普恰克方言和回鹘、噶逻禄方言，从而奠定了比较语言学的基础。

贾马勒·喀尔西 贾马勒·喀尔西是公元13-14世纪时期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大师。他继承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开创的事业，对维吾尔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编撰完成了《苏拉赫词典》。是一部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完成的大部头词典，作者对用波斯语无法表达阿拉伯语的细微之处用维吾尔语作了补充和注释，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苏拉赫注释词典》。最重要之处是增加了有关喀拉汗王朝历史的史料。据有些史料记载，贾马勒·喀尔西的词典《人民之精粹》于公元1282年由阿拉伯语译成波斯语，公元14世纪初完成了此书的续篇《穆勒赫凯提》。

鲁提菲 麦吾拉乃·艾拜都拉·鲁提菲（1366-1465）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继纳瓦依诞生前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伟大的思想家、诗人。据史料记载鲁提菲原籍喀什，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在河中地和赫拉特生活。诗人用双语（维吾尔语和波斯语）写诗，他用波斯语写成的诗歌能与当时能用波斯语写出最高水准诗歌的诗人们的诗相匹弄但遗憾的是未能流传下来。但他用维吾尔文写得诗被编成诗集流传至今。对各种版本的诗集比较起来看，诗集中收入了诗人的280余篇阿扎勒诗（ghazal）,两篇哈斯代诗（颂歌qasida）,18篇克提阿诗（qit’a）和一部分土尤克诗（tuyuq）（以上是阿拉伯、波斯诗歌中的阿鲁孜格律的形式）。除此之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收藏了诗人的《鲁提菲土尤克集》。《鲜花与诺肉孜》的抒情长诗是鲁提菲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语言之王”（纳瓦依所说）的鲁提菲除了母语之外，还是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大师。

阿里希尔·纳瓦依 阿里希尔·纳瓦依（1441-1501）是开创维吾尔经典文学黄金时期的伟大诗人、学者、思想家、语言学家和国家及社会公众人物。纳瓦依的家庭是与学术界交往较多的一个家庭，他从幼儿时期起就结缘与科学及文学。成年后不久就成了功成名就的学者。他毕生以文学创作为伴，在诗歌创作方面，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纳瓦依是当时呼罗珊国王胡赛音·拜哈拉的师兄弟和密友，因此而有一段时期也曾参与国事，提出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建议也做过一些实事，因此而博得大众的欢迎和尊敬。因此受到宫廷内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被逐出宫廷和京城赫拉特。纳瓦依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水平与母语不分上下，尽管他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发表了不少诗歌，但大部分作品是用以维吾尔文为基础而形成的察合台文创作的。除了他的代表作《海木塞》（长诗五篇）和一些阿扎里之外，还有一部分属于语言文学研究和其他题材的作品。如《美人之聚》、《两种语言之辩》、《鸟类的预言》等作品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毛拉·穆哈默德·铁木尔·喀什噶里 毛拉·穆哈默德·铁木尔·喀什噶里是18世纪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他在喀什接受寺院教育的同时，还学习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是当时的一位翻译大师、书法家和学者。当他接触到印度哲学家和作家比德拜·比热赫敏的著作《凯里莱与答米娜》后便产生了将它译成维吾尔文的念头，并于回历1131年完成了从波斯文版译成维吾尔文的工作。现存的翻译本就是他本人的手稿。从中可以看到翻译大师高超而娴熟的功底。他还将波斯作家胡赛音·喀西非的著作《善人的道德》从波斯文译成了维吾尔文。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翻译此著作的意图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它的内容，消除弊病，树立好的风尚使之发扬光大。

泰杰力 塞依德·胡塞音罕·泰杰里是维吾尔经典文学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诗人、化学家、医学家。1850年出生在叶城的一个维吾尔医世家，幼时跟随父亲学习，少年时期随父亲去印度在德里的寺院学习。他在那里首先学习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印度语，还学习了医学和化学。他在德里和喀布尔学习了较长时间后回到了祖国在叶城行医。他利用学到的化学知识进行研究，从事化学试验，他还当过宗教课程教师并进行文学创作。诗人年轻时就爱好文学在印度学习期间和回国以后，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维吾尔语写了许多抒情诗。他用上述四种语言创作的诗歌的最初诗集《泰杰力木杰力》于1869年在喀什用石印印刷。散落在民间的作品如《泰杰力诗集》维吾尔文版于20世纪初在保加利亚出版。还有一部分诗作于20世纪初在塔什干出版的《巴亚孜》杂志上发表，还被收入到新疆语文教科书中。泰杰力于1930年在叶城逝世。他的诗作可以称得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期维吾尔诗歌中的杰作，他用其他语言文字写成的阿扎里诗和哈斯德诗（颂诗）也属于那些语言诗歌中的奇葩。

阿不都卡德尔·大毛拉 阿不都卡德尔·本·阿不都里瓦尔斯·喀什噶里是维吾尔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诗人和公众人物。1862年出生于阿图什麦西艾德村一个农户家庭。儿时和少年时期在家乡渡过，以后到喀什和布哈拉的寺院里求学，并熟练掌握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以后的生涯中从事过宗教寺院教师，新学学校教师，并参与社会事务和文学创作。阿不都卡德尔·大毛拉是一位爱国的民主教育家，是一位将毕生献给科学救国救民事业的杰出人物。他提倡改革教育，提倡繁荣新学和文学创作。他发表了许多著作，如《词法和句法》、《咏唱》、《算术》、《必要的信念》、《对幼儿稚子的教导》、《对青少年的劝告》、《对民众的劝告》、《文学的钥匙》等等。他的著作《真理的精粹》现由埃及艾孜哈尔大学图书馆珍藏。除了上述著作以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饱含正义和新学思想，忧国忧民精神的诗歌，它们扬名整个中亚和阿拉伯国家深得人们喜爱。阿不都卡德尔·大毛拉提出了反对杨增新、金树仁等人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奉行的民族仇视，民族歧视，用迷信思想麻醉人民的愚民政策的号召，主张民族平等、和睦、统一，崇尚科学、民主。他是一位爱国的学者，他奋起组织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对新疆的公然侵略，尤其是坚决反对瑞士传教士们毒害人们的思想，并给予了他们致命的打击。为此恐慌不安的内外反对势力勾结在一起，于1924年8月将他谋杀在喀什的家中。但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库特鲁克·肖克 库特鲁克·阿吉·肖克是当代维吾尔文学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出版家和公众人物。1876年出生在喀什的一户书香之家。儿时在喀什念书，成人后从1908年开始到埃及开罗的艾孜哈尔大学、伊斯坦布尔的高等学府以及布哈拉的寺院深造，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经过寒窗苦读多年最终成为当时有名望的学者之一。在国外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求学时的经历在年轻的库特鲁克·阿吉的心中燃起了进取精神的烈火。为了唤醒在阶级和民族压迫下，饱受苦难，被迷信的枷锁紧酷了头脑的人们，他以“肖克”的笔名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文章。1933年创办了被认为是唤醒民众最有力武器的《自由生活》报，开始了宣传先进的活动。虽然在当地暴乱颠覆分子的破坏下，该报曾一度停办于1934年8月更名为《新生活》又重新发行。库特鲁克·阿吉·肖克还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除了在学校教授历史课程以外还在自己充当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许多有关维吾尔历史的文章，他还撰写了《喀什噶尔大事记》一书。他学成回国时从伊斯坦布尔带回了1917-1919年由土耳其人克利斯利·里费埃特出版的《突厥语大词典》，与买买提里·泰吾皮克一起开始着手翻译，但因他被捕入狱，他的这一伟大的举动最终而搁浅。1937年刽子手盛世才在狱中残酷地将他杀害，时年61岁。

阿不都哈里克·乌依古尔 阿不都哈里克·阿不都热合曼·乌依古尔是一位英雄、革命家、现代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天才的诗人。1896年出生于吐鲁番新城一个巨商家庭。儿时在经文学堂学习，同时还学习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后又在汉语学校和焉耆的蒙古学校学习汉语和蒙语，后来随父亲去国外经商在突厥斯坦（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个省）谢麦市住了一年之久，并在那里学习了俄语。阿不都哈里克·乌依古尔所处的时代正好是杨增新、金树仁在新疆实行反动统治的时期，由于当时的历史现实，在诗人头脑中产生了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为民主，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思想。并为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阿不都哈里克·乌依古尔奋笔疾书，为唤醒沉睡在迷信梦想中的愚昧的人们，召唤他们走向阳光和进步，创作了无数篇充满火热的战斗激情的诗歌。诗人在他那短暂的一生中发挥他通晓多种语言能够参考多种语言文字资料的专长，向民众宣传了先进民族的世界观、科学观和进步思想。当他准备带领民众向专制统治者发动进攻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2年初遭刽子手盛世才残酷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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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思维，用自己的思维试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迫使自己去掌握人类新的语言的行为同样标识着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语言学家们认为“失去了一种语言，世界上就少了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应存在。因为只有当所有的语言都百花齐放，才能创造人类五彩缤纷的思维方式，才能使人类的思维具有整体性。关于维吾尔族的“双语”和“多语”传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可以肯定为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维吾尔族以他们这种进步的传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双语”和“多语”无论对过去还是对当前的竞争时代而言都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在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理解和借鉴他们的先进一面，推进自己的文化向前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局限于本民族文化的框框内，它必将自我限制，只有当它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先进养分之后，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更好地发挥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双语”和“多语”正是文化交汇的特殊桥梁，无论哪个民族如果忽视了这座桥梁，那么它的文化也会进入狭小的死胡同而不能自拔，“懂得外语，可以丰富母语，使它富有更加华丽、准确的表现力”（Н·К·科洛夫斯卡娅）。维吾尔族在历史上通过了解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乌尔都语、梵语、希腊语、汉语、俄语、蒙古语翻译了许多著作而吸收了对本民族文化有益的很多成分。因此可以说，懂得其他语言是使自己的民族变得强大的必要的且非常有效的途径。

第二、让其他民族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并借此向外界宣传自己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懂自己的语言而拒绝其他语言只能使自己变成“井底之蛙”，要想爬出深井就必须学习其他语言文字从而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想当初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撰《突厥语大词典》，阿里希尔·纳瓦依编撰《两种语言之辨》的目的就是为了向阿拉伯、波斯民族推荐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让他们了解其特殊性。除此之外，那些用多种语言写作的维吾尔族文人们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其他民族了解维吾尔族。

总而言之，维吾尔族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文字的传统，使我们懂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那就是谁想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让世人刮目相看，就必须首当其冲地去学习其他语言文字，充分享受人类思维的宝藏，进而获得认识和推荐的主动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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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浩，郑婕：《论新疆历史上双语的形成和发展》《甘肃民族研究 1989年第2-3期

② 阿里希尔·纳瓦依：《两种语言之辨》民族出版社1988年，维文， 第5页

③ 同上，第7-8页

④艾碧布拉·霍加：《论维吾尔族的人种学问题》《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新疆人民 出版社1998年（总）第1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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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里希尔·纳瓦依：《两种语言之辨》民族出版社1988年，维文

2． 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维吾尔哲学史（纲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维文。

3． 阿合买提·苏来曼·库图鲁克：《鄂尔浑回鹘汗国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维文。

4． 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维吾尔文学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维文。

5． 瓦依提江·吾普尔，艾斯哈尔·玉赛因：《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民族出版社1987年，维文。

6． 阿吉·艾合买提：《海珠》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1983年，维文。

7． 阿不力孜·穆罕默德、阿不都拉扎克·吐呼提：《元朝著名维吾尔族人物简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维文。

8． 邓浩，郑婕：《论新疆历史上双语的形成和发展》《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

9． 阿不都热合曼·库尔班、阿不都热依木江·玉素甫：《维吾尔古典作者中双语（多语）传统及其现实意义》《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维文。

10． 亚森·库马尔：《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民族出版社2003年，哈文。

11． 戴庆厦、董艳：《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