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在新疆生活的汉族人口主要是由清代以后陆续从内地来的迁移者以及他们的后代组成。几百年来作为迁移民族的新疆汉族广泛地吸收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并对各地汉族风俗融汇贯通，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文化。这种地方文化以建国前数百年间迁移进疆的汉族文化为基础，以建国后几十年间进疆的汉族及这些迁移人口的后代为主要载体，以中国北方汉族人的语言和习惯为基本形式，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使其别具特色。新疆汉族地方文化主要表现在语言方言化、饮食地方化、礼俗简洁化、双重地区观念以及独有的性格特征等几个方面，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及非传统性三个显著特征。新疆汉族人口占到新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新疆13个世居民族之一，对新疆的发展和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术界应该重视对新疆汉族的研究。
作者李晓霞，女，1964年生，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
汉族是很早到达新疆的民族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古代新疆居民就同我国内地有了交往联系。汉族进入新疆，至少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了。以后各代，新疆都与中原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早期进入新疆的汉族人的后裔大部分都融合到当地各民族中去了。现在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大多是清代以后陆续由内地迁来的。18世纪中期，清政府开始在新疆进行屯田，屯田者中有部分为绿营汉族官兵，以及被招募的内地汉族贫民。1876年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军进剿阿古柏，收复新疆后，大多数清军留居新疆。1884年新疆建省后，清政府裁兵分屯、遣犯助垦、移民实边、兴办实业、鼓励贸易，许多汉族人来到了新疆。民国年间，仍有不少汉民到新疆为官经商，甘肃、陕西、河南等省灾民入新垦殖，估计到1935年，入疆的汉族移民累计约20万人。1944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新疆后,大批军队、行政人员、随军眷属、商人相继涌入，迁入约10万多人。1949年新疆汉族人口为29.10万人,占全疆人口的6.72% ①。
当时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北部，乌鲁木齐市有6.76万人②，奇台县有3万人③，玛纳斯、呼图壁、巴里坤、哈密诸县近7万人④。一般在农村多以地缘关系形成聚居的村落，在城镇各民族杂居相对较多。在乌鲁木齐市，汉族人按省分帮，各有会馆。天津人、北京人和河北人多从事商业，商业界有“津帮八大家”之称，少部分在郊区从事蔬菜生产；山西人多经营钱庄、银号、当铺、驼运及商业；湖南、湖北人多从事农业，种植水稻；四川、陕西人多经营中药材；甘肃人多耕种大田和兼营畜牧业；东北、山东人多从事手工和修理业⑤。在博乐，汉族人多根据籍贯组织各省会馆，每个会馆均供奉本省的圣贤神位，陕西会馆供奉黄帝，甘肃会馆供奉伏羲，两湖会馆供奉禹王。会馆均为社团性质⑥，以此形式联络同籍人氏，达到互助的目的。40年代末，苏北海教授曾对新疆汉族风俗有过记载：“新省汉人服饰，多与内地相同，食品以面为主，米次之，而一般人更久染回、维之风习，喜食抓饭、牛奶，尤以羊肉为家常之食品。其它岁时风习、宗教、丧葬，亦各依其原籍、乡土为标准，并不变其本来面目，其俗之一年四季节日，与吉凶、庆吊，概与内地相同。”⑦许多汉族人“流寓”观念很深，人死后，亲人要扶灵柩入关，归骨故乡。可见，当时由原籍决定的乡土观念还很明显，从家乡带来的传统习俗保持的较完整，对“新疆人”的认同还很有限。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新疆汉族人口增长较快，大批的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内地农民、干部到新疆工作，与各族人民一起为新疆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1993年间，新疆总人口平均每年净增加26.63万人，其中平均每年的净迁移人口为6.16万人，这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每４个新增人口中，就有一个是由内地迁移来的。迁移人口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汉族人口。到1994年新疆汉族人口已达616.48万人,占全疆人口的37.77%，建国45年间增加了21.18倍。人口的来源以各个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化。解放以前以自发性移民为主，故与新疆毗邻的陕甘人较多。据1991年的抽样调查，1949--1991年迁进新疆的人口中,来自河南省的移民最多,占被调查的总迁入人口数量的17.20%；其次为四川省，占16.76%；甘肃省移民数量居第三位，占10.26%；其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依次为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陕西省。而在1985--1990年,四川省迁入新疆的人口占新疆省际迁入人口总数的34.60%。(8)
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下，不同籍贯的汉族人把不同地方的文化、习俗带到新疆，这些文化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互相渗透，文化差异日渐缩小，而建国以后的破“四旧”、移风易俗又使旧有的具有浓厚原籍色彩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加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不同于内地诸省区汉族的，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文化。这种地方文化以建国前数百年间迁移进疆的汉族文化为基础，以建国后几十年间进疆的汉族及这些迁移人口的后代为主要载体，以中国北方汉族人的语言和习惯为基本形式。同时因迁移时间的早晚、地域的分离以及行政组织的分割，又有兵团汉族与地方汉族、老新疆人与新新疆人等亚文化之别，但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却是显而易见的。
二
新疆汉族的地方文化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
语言的方言化
清代乾隆、同治年间内地往新疆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以后又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期，于是，新疆汉语方言，即所谓的“新疆话”，在甘肃、陕西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疆汉语方言共分三大片：在甘肃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兰银官语新疆片；在陕西方言基础上的中原官话南疆片；在普通话基础上形成的北京官语片。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新疆方言无论词汇还是语法方面，都明显地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同时又有古汉语遗留。前者表现为对少数民族语言词汇与语法的借用，后者则为古汉语词的大量存在与使用以及分音词的保留(9)。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新疆话在句法上常常宾谓倒置，如“吃饭了”说成“饭吃了”。不过，它与普通话的语法差别并不是很大，主要差别表现在语音和词汇上，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吸收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所吸收的词汇一般为名词，多为译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汉语词汇中没有的专用名词，如坎土曼、那仁、馕、冬不拉等；另一种是汉语词汇中有，但人们日常生活中已习惯使用的民族词汇，如洋葱－－皮牙孜、匕首－－皮夹克、麻袋－－搭哈、巴扎－－集市等。人们在口语中经常夹杂一些民族语言词汇，主要是维吾尔语词汇，如“巴郎”（男孩）、“亚克西”（好）、“巴依”（富户）、“艾买斯”（全部）、“开台”（走）、“哟克”（没有）等等，形成一种半汉半维的混合语言。新疆话中还有一些颇能反映新疆独特环境的谚语，如“一天出门三天的干粮，夏天出门冬天的衣裳”、“进门不关门，不是新疆人”等。第一代迁居新疆的人口音中仍带有浓厚的乡音，但在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已没有乡音，而多以新疆话进行日常交往。当然，目前在新疆已有普通话强化的趋势，受到普通话的影响，说方言的人数量减少，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也有所提高。在学校，老师主要以普通话进行教学，学生也多以普通话交际。
饮食的地方化
受新疆的自然环境的限制与当地民族风俗的影响，新疆汉族居民大都以小麦面为主食，稻米次之，杂粮较少；喜食蔬菜与瓜果；普遍喜吃牛羊肉，而且是新疆地产的牛羊；爱喝鲜牛奶及酸奶；饮食口味偏好酸辣咸；爱饮茯茶与花茶，喝新疆地产的烈性白酒；八十年代以前，吸烟的男子普遍抽新疆产的莫合烟。饮食的季节性很强，夏秋季大量嗜食蔬菜、瓜果，冬春季则依赖白菜、洋芋、胡萝卜、大葱、洋葱等耐贮冬菜及腌制的咸菜、酸菜。受到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新疆汉族老户过去普遍不喜欢甚至不吃猪肉，在近几十年大量来疆的内地汉族人的感染下，他们也逐渐开始以猪肉为家常饭菜。新疆汉族人还普遍喜爱当地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的饮食，如维吾尔族的拉条子、揪片子、抓饭、烤肉、馕，回族的粉汤、馓子，哈萨克族的清炖羊肉、奶茶等已成为汉族家庭的日常饮食之一。许多南方汉族人，在新疆生活若干年后也逐渐接受甚至同化于新疆地方的饮食口味。
礼俗的简洁化
礼俗的简洁化表现在传统节日庆典的减少与淡化及礼仪的简化。目前除建国后国家新定的几个节庆日外，新疆汉族人中普遍过的传统节庆日只有春节、元霄节、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而且节庆的规模较小，节日活动也主要是分散到户的节日活动方式，民间自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性游艺活动较少，过节内容及程序简化，以象征节庆的节日饮食与合家团聚为主。这在五、六十年代进疆者的第二代人身上表现更为明显。春节仍是最受重视的节日。节前家家清扫洗涤，置办年货；除夕贴对联、福字，放鞭炮烟花，给孩子“压岁钱”，夜里守岁，吃年夜饭；初一拜父母长辈，走亲家；初二拜会同乡、同事、邻里朋友，招待前来拜年的客人。家中经常备有清真食品，用以招待前来拜年的少数民族朋友。春节期间，满街张灯结彩，大街小巷，熙熙攘攘 ，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元霄节吃汤元，中秋节备月饼，端午节吃粽子。而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欢庆自己的重大节日古尔邦节、肉孜节时，许多汉族群众也到民族朋友家中祝节日快乐，叙友好之情，同时也品尝民族朋友家中的美味佳肴。
在人生礼仪、日常交往中传统的繁文缛节也都被简化了许多，各个家庭依据自己的能力与需要举办各种礼仪，其实用功能得到强化，象征意义被减弱。婚姻的缔结多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或亲友介绍相识，双方父母首肯后择日举行婚礼。婚礼也主要是所谓的新式婚礼，汽车迎亲，宴请宾客，喜闹洞房，尽情渲染喜庆与豪华。丧葬仪式较简朴，职工去世多由单位主持开追悼会，农村则由死者亲朋帮助置办丧事。亲属臂带黑纱以示哀悼，同事朋友送花圈挽联致哀。由于条件限制，火葬很少，主要还是用棺木土葬。除少数世居新疆的人外，墓地大都是公共墓地，坟茔外形简单，立有石牌或木牌。亲人在清明、春节上坟以寄托哀思。
双重的地区观念
新疆汉族人是从内地各省区迁移而来，不论移居新疆早晚，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追溯自己的原籍，老乡土观念形成的老乡亲关系和新地缘观念形成的新邻里关系相结合，发展成双重的地区观念。汉族人重乡情，同省人多称同乡或老乡，表示亲密，相似的语音使远离家乡的人倍感亲切。而对于在新疆出生的人，相同的籍贯也是联络感情的一条重要渠道。新中国成立后定居的第一代汉族人乡土意识较浓，常常节衣缩食，也要携家带口回故乡探亲访友，祭奠祖先，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同时他们也成为故乡亲邻来疆投奔的据点。久居新疆的人习惯了新疆的生活环境，建立起良好的邻里关系，甚至是已完全适应新疆的气候，返回内地许多人会有不适应的病症。双重的地区观念具体表现为“两个故乡”的观念，一个是出生或者是父母、祖辈出生地，一个是成长、工作、生活之地，两个故乡的情感纠结使得新疆汉族既抹不去祖辈故乡的记忆与亲情，又舍不掉现时生活、工作的一切，同时他们又常常处于在新疆是内地人，在内地是新疆人的尴尬状态，这种影响在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依然被强烈地表现着。汉族传统的“寻根”、“叶落归根”的观念以及新疆相对艰苦的环境使许多老人有归乡的愿望，年轻人有重回故乡的打算。据1991年的抽样调查，被调查的迁入新疆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返迁内地的愿望(10)。当然，绝大多数在新疆出生的汉族人都把新疆视为自己的第一故乡，并认同于自己是一个“新疆人”。
新疆汉族人的性格特征
受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风俗的熏陶，新疆汉族人对异文化多宽容大度，并善于学习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加以融汇贯通。远离家乡与亲人，由乡邻与同事所构成的地缘和业缘关系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培养了他们热情、友好、真诚的待人方式。新疆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大面积灌溉农业生产， 炼就了他们的勤劳与坚韧的品质。新疆辽阔的地域，偏僻的位置，恶劣的地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漫长的交通线，又使新疆人的忍耐性发展到极限。居住在绿洲上的人，出门不远就是茫茫戈壁，无边沙海，即使是乘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南疆最近的城市库尔勒到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坐车也得一天，而从乌鲁木齐市坐火车到距离最近的大城市兰州得两天两夜，到北京则需四天四夜。大多数新疆汉族人都几年一次倍尝远途跋涉，越数千里回家探望亲人的辛劳，这足以磨砺所有的急躁与迫切。新疆的偏僻落后、封闭，以及长期计划经济禁锢，又使新疆汉族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或者说是稳重，善于赡前顾后，深思熟虑，缺乏好奇与冲动，但另一方面，迁移者的血脉中又无不流淌着冒险的精神，所以也不乏豪迈的强者拓荒立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日趋激烈，新疆与内地及国外联系的频繁，人们的大胆创新精神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为新疆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
概括地说，新疆汉族地方文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多元性、变动性、非传统性，这又与新疆汉族地方文化形成的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许多古老的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各个民族互相协助，互相影响，互相融合，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为止，新疆主要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满、乌孜别克、俄罗斯、达斡尔、塔塔尔等13个民族。解放以后，随着新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内地许多民族的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进入新疆，现在新疆居民中共有47个民族成分。在各民族的空间分布上，呈现为以维吾尔、汉、哈萨克三个民族为主的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交错杂处的格局。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人口分布于全疆各地。受到多民族文化的熏陶，加之各地汉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最终形成的新疆汉族地方文化的多元性极为明显，从上文所举的语言、风俗之表现皆可证明。许多与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居民杂居的汉族人能够说流利的维语、哈语、蒙语，跳优美的民族舞；居住在乡镇及小城市的汉族人赶巴扎（维吾尔族语“集市”），家中铺挂着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地毯、壁毯；汉族姑娘穿着打扮也受到民族习俗的影响，冬季穿裙着靴，戴民族首饰，在眉毛上涂抹乌斯玛等等。这种对各族、各地文化的强烈感受与不由自主的吸收，造就了新疆汉族地方文化中的宽容与大度，对异文化的认可与吸纳。
新疆汉族人口的迁移特征使新疆汉族地方文化具有变动性。正如前文所言，新疆目前的汉族人口是清代以后迁入新疆的。解放以后，这种迁移集国家计划与群众自发两种类型并形成相当规模，使新疆成为中国人口迁移最频繁的省区之一。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迁移人口的主要来源地是不同的，这种人口的空间流动至今仍然在继续，与此同时，新疆人口也在不断迁往全国各地，并与迁入人口的来源地保持着传统的人口交换关系，人口迁移活动活跃。文化是通过人的活动来表现的，人口的规模流动意味着文化构成的不稳定性，也即变动性。随着人口的变动，以中国北方甘、陕、豫汉族文化为主体的新疆汉族地方文化也在不停地增加新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多采。
受到人口构成迁移性的影响，新疆汉族地方文化的非传统性尤为明显。大量的迁移人口离开家乡，脱离了原有的社会集团与文化氛围，数十年以至数代人居住于新的生活环境中，家族及宗法制衰微，血缘联系更多地让位给横向的地缘联系，传统观念对个人行为的控制力被降低或消失，传统习俗也因失去某些规范机制如社会舆论而退化。另一方面，能够远离家乡的人往往正是那些较有创新精神的人，他们在给予子女的社会化教育中，传统的成份是有限的。前文所述新疆汉族礼俗的简洁化即表明了这种非传统化，同时它还可以用新疆汉族人口的家庭与婚姻情况加以说明。一般来说，移民的家庭构成简单，据1991年抽样调查，新疆迁入人口在进疆时的家庭结构以一代户为主，占被调查迁入总人口的68.53%，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户占28.70%；三代户家庭比重为2.60%；四代及其以上家庭户仅占0.18%(11)。至今，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新疆汉族人做户主的家庭中，三代及三代以上户仅占家庭户总数的8.25%，为全国各省市同类指标中最低，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7.14%低一倍还多；同时一对夫妇户和二代户相对较多。家庭关系以夫妻关系为主，父母与亲友对夫妻关系及家庭事务的影响较为有限。由于家庭关系简单以及亲戚数量的普遍减少，夫妻自主、自立意识较强，家庭的某些功能，如赡养老人、亲戚间互帮互助被弱化。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中家族利益考虑甚少，追求光宗耀祖、扩大家族势力等传统观念及由此而产生的功利行为：婚姻选择中的权钱交易、生育愿望的男性偏重等有所减弱，婚姻自主性增强，晚婚晚育行为极为普遍。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20－24岁组人口中，末婚比例高达72.83%，比全国高出20.27%个百分点；其平均初婚龄(SMAM)男性25.9岁,女性23.5岁，全国的同类指标为男性23.8岁，女性22.1岁(12)。新疆汉族人口中传统的重男轻女，生养男孩以传宗接代的意识也较为薄弱，1990年新疆汉族0岁婴儿性别比为107.0，相对于全国的113.4低6.4个百分点，没有出现当今国内由于男性偏好所引发的普遍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危机。
综上所述，几百年来作为迁移民族的新疆汉族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对各地汉族风俗融汇贯通，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其表现在语言方言化、饮食地方化、礼俗简洁化、双重地区观念以及独有的性格特征等几个方面，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及非传统性三个显著特征。新疆汉族人口占到新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新疆13个世居民族之一，对新疆的发展和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对新疆汉族文化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人们普遍认为新疆汉族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只分别具有各地汉族文化的特征，而没有地方文化的共性。本人学识浅薄，希望此文能为抛砖引玉之举，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而对新疆汉族能有一个较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新疆四十年》（综合卷），第48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②、⑤《乌鲁木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奇台县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④据《玛纳斯县志》、《呼图壁县志》、《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志》、《哈密县志》有关数据计算
⑥《博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⑦苏北海《新疆十四民族之源流、分布及风俗、文化概述》，转引自薛宗正《汉族》，新疆美术出版社，1996年
⑧、(10)、(11)杨政、童玉芬、原新《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⑨张洋《新疆汉语方言的特点》，《语言与翻译》，1997年1期
(12)笔者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计算。全国的数据资料采用周清主编《当代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0%汇总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