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荣辱观基本特性的新认识

日期：2008-07-11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2期

    荣辱观是个人、集体或社会对光荣与耻辱及其社会价值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邓小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参与者、实践者,尤其是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一生皆以实现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为最大荣耀和使命。邓小平荣辱观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指导下,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超越,是传统的荣辱观精华部分的时代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荣辱观体现了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革命、建设实践的统一,其基本特性为统一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统一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认识和研究邓小平荣辱观的特性,对于深刻理解和践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统一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1.科学性和自觉性的统一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重要体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的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的思想感情。坚定地把个人的荣辱与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必然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其思想基础;而这个思想基础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中打下的。邓小平一生的革命实践是从满怀“爱国救国”的深情大志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途开始的,但那时邓小平的脑海中的救国概念,只是当时流行的工业救国的思想,“只是具有初步的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还没有形成他后来所具有的那种鲜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经历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举行的争取“劳动权、读书权、面包权”的革命实践和正义斗争,“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邓小平也在这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自从选择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邓小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自觉地把为党的事业、为争取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邓小平曾在评价刘伯承时表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辱观:应该是把科学性和自觉性统一起来的荣辱观,“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邓小平把这看作是真正共产党人坚强党性的必然表现,这与他始终坚持的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而绝不是耻辱的信念是完全契合的。他毕生奋斗的事业,恰好体现了共产党人所引以为荣的坚定选择。

    邓小平自从选择了革命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便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智慧、心血都倾注到这一光荣的事业中来;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他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百折不挠。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曾经“三落三起”,而每次复出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开创出新的局面。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央苏区,他由于不赞成王明的“左”倾错误而被撤职,受到党内处分。而两年后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时,正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面临重大转折之时,他作为中央秘书长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发挥了作用。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第二号走资派”遭到迫害,而复出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出现“文革”以来的一次转机。第三次是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中下了台,而他复出后,开始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开辟了新的历史进程。一次次的挫折,并没有使邓小平气馁、退缩,反而更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他抛开个人的荣辱恩怨,全身心投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伴随着革命道路的坎坷曲折,个人生活道路也屡遭挫折。但邓小平总是“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把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放在第一位,就能把个人的苦乐荣辱和革命事业的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曾说过,在他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的装备虽然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对于国家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他都由衷高兴。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出色地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开始了我军的战略反攻。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最困难的就是挑这个担子,但“二野”义不容辞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能克服这样的困难,能为战略反攻挑起这副重担,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的是自豪感和光荣感。他认为自己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他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由此可以看出,当革命节节胜利、事业处处成功时,他感到最高兴,他的苦和乐、荣与辱,是和革命事业的成败紧密联系的。

    晚年他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还是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反复强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只有这种真挚深沉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信仰,才能产生自觉为之奋斗的光荣感。

    矢志不渝地为这个伟大的科学理想而奋斗终生,表明邓小平是把科学性与自觉性相统一的荣辱观贯彻始终的。

    2.“爱劳动、爱科学”思想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又一体现

    第一,只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以劳动为荣,才能真正爱劳动。劳动光荣,是因为劳动能促进人类自身的进化,创造人类文明,获得自由和幸福。邓小平曾对此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参加劳动,特别要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民都要担负的光荣义务。劳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创造物质财富,对青少年来说,劳动也是教学,也是一种锻炼,是养成良好习惯,加强集体观念的思想政治课。

    劳动不仅是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热爱劳动应该是指热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邓小平曾指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劳动”就要教育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劳动,不怕艰苦,用自己的汗水换来劳动成果,在劳动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第二,“爱劳动”还必须和“爱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联系起来。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爱学习”与“爱科学”的思想。“爱科学”,就要树立一种风气,以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荣,以不动脑筋、不学习、对现代科学知识茫然无知、不学无术为耻。邓小平自己也是爱学习的典范,他进正规学校的机会不多,但却从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成长为党的领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这也是他勇于实践、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结果。他终生爱学习,从书本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从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学习,更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他经常告诫干部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因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

    “爱科学”首先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我们不仅要学习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形成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而且要高瞻远瞩,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爱科学”与“爱学习”包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科学。因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在内。邓小平曾就“学习什么”的问题明确指出,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着重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这样,就大大拓宽了“爱科学”与“爱学习”的内容范围。既强调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也强调学习社会科学。邓小平不仅论述“爱科学”、“爱学习”的意义、目的、内容,还从多方面论述了学习的方法。邓小平提倡学习要勤学苦练,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学习社会科学要掌握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要“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

    在这里,邓小平把“爱科学”、“爱劳动”的思想引申为对知识的追求,对成才的渴望,对人才的重视。形成热爱劳动,热爱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的社会风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投身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仅需要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饱满热情,而且需要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实际本领,还要有把知识和技术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实际能力,而这正是邓小平荣辱观所具有统一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的真谛所在。

    二、统一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中华民族传统的荣辱观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荣辱不是以一己一时一得一失为标准,而要以“天下”即社会为评判标准,“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

    邓小平的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荣辱观的继承、发扬和超越。他始终把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荣辱放在首位,荣必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荣,辱必以损害国家人民利益、尊严为辱。邓小平曾对荣辱观作过集中的概括:“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在“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的传统荣辱观中,“天下”的涵义,可以指国家、民族、乃至全世界,也可能被用来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的“家天下”,邓小平的荣辱观对传统的荣辱观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现时代的发展和超越。国家,是社会主义的祖国;民族,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个人的荣辱和国家、中华民族及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从传统的“荣必为天下荣”的笼统狭隘境界中超越出来,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民族观和荣辱观。

    第一,强调树立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性。他要求我们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显然,在这里用“绝不允许”等字眼,来强调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二,既十分珍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坚持和维护祖国的独立自主和人民根本利益,又眼光远大,主张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在涉及国家主权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总是态度鲜明,正气凛然。他曾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邓小平是完全遵循这一思想的。一方面亲自做工作,广交朋友,努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时,他又是毫不含糊。1982年在谈到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时,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在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坚持民族尊严的同时,邓小平又十分注意反对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关起门来搞建设,而主张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第三,必须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邓小平一系列著作中,这个思想是他在各个时期反复强调的。在刚刚取得革命胜利,全国还未最后平定的1950年,主持大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就提出“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的决策,并在实际工作中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关键。1957年,他在一次报告中论及“今后的任务”时又明确指出,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进入了新时期,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一心一意搞建设,振兴中华,更是邓小平反复论证的中心问题。为此,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自设计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他对这个发展蓝图的实现充满必胜的信心并坚定指出,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具体分析了爱国主义表现的多层次性。一方面,他强调“爱祖国”必须和“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要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爱国主义的起码要求,他说:“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这就提出“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起码标准。后来,在谈到“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时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都是爱国者。

    在这里,邓小平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具体地深刻地论证爱国主义这样一个人们觉得抽象而古老的命题时,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视角表述了他的荣辱观。

    以上所述表明,邓小平荣辱观内在地具有统一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统一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全面理解和重新认识邓小平荣辱观中的这两个基本特性,有助于理解、树立和践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在研究邓小平荣辱观特性的过程中认识到,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不仅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相适应,而且直接秉承了邓小平荣辱观的基本特性。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上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一些人在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上出现了混乱,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想信念淡漠了,思想道德滑坡了,甚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还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我们觉得,付出这些代价,都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缺位有关。因为理想信念淡漠和思想道德滑坡显然与违背“八荣八耻”荣辱观直接相关,缺乏科学性,就不可能有坚定践行的自觉性;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就不可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紧密联系起来。即便是在乱砍滥伐、破坏生态平衡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实质,要么是缺乏保护生态平衡的科学知识,愚昧无知,要么是只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集体利益,同样是违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行为。可见,提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是我们克服发展中的不足,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

责编：陈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