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四次重大思考

日期：2008-07-11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2期

    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新中国发展问题上,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思考,其中有四次重大的思考。陈云的这四次重大思考虽然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但其思考的主线一直未离开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也就是生产关系如何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一、党的八大前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

    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第一次重大思考在党的八大前后。这次思考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1956年我国初步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对于当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对这个问题,应该说陈云是党内最早觉察到的人。1953年9月14日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25次会议上,陈云指出:“对地方财政统得太多太死”,“中国这么大,地方情况那么复杂,不可能统得太死,也不应该统得太死”。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今后,我国经济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的体制改革构想。

    陈云的这次思考,本质上是思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陈云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为此,陈云提出了如下办法:(1)长期保留个体经营,作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陈云认为,从保护小商小贩的经营积极性,便利人民生活的角度出发,可以让一些小商店、手工业者、摊贩在改造完成以后长期单独经营。“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农村的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农民分散经营,才能增加品种和产量,适应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2)保留自由市场,在流通领域,突破国家垄断。陈云主张,必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般的农副产品应该允许各种商店、供销合作社、合作小组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为了适应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已经不适应的部分,都必须加以改变。(3)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发挥市场的作用。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购包销,并将范围扩大到非公有经济,由此带来的弊端是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这实际上也是苏联模式的通病。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模式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根据上级计划进行的,生产所需原料是政府调拨的,产品也由政府收购、分配。企业是不用考虑经济效益的。在“以苏为鉴”的探索和思考中,陈云认识到:“这些错误是商业工作上的致命伤,如果不改,就不像做生意的样子。”为了改变统购包销的弊病,陈云提出“对一部分商品,国家不再统购包销”,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地实行选购,并主张实行优质优价。这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市场因素。

    陈云的这次思考,被学术界称作“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它既实行计划经济,又强调发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有利于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弊端。

    二、七千人大会前后对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思考

    陈云关于新中国发展问题的第二次思考主要集中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它是前一次思考的继续和升华。这次思考的大部分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陈云主张变革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尤其是农村超前的生产关系要“退”,以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从1957年开始“左”的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党内认识并不统一,因而,陈云的这次思考越发显得困难、也越发需要勇气。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国民经济遇到了三年严重困难。为解决农村经济滑坡的严峻形势,安徽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支持以“责任田”搞“包产到户”。对这一做法,陈云明确表示:“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1960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陈云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到安徽考察工作。在谈到粮食问题时,陈云指出:“粮食包产指标要定得留有余地,使群众有产可超,干得有味道,不能机械地以上年的实际产量作为指标。社员的小自由应包括自留地、家禽家畜、假期、超产奖励。有了这些,就能提高积极性,增加收入。”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看到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7月6日,陈云前往毛泽东处谈话,陈云“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

    为了认真搞清农业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总结“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来到上海市清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认为:关于自留地问题,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仍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增加一点自留地的比重,绝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因怕个别农民偷粮食而不愿农民在自留地上多种粮食是十分错误的,农民口粮多了,就容易教育农民不私拿集体的粮食。让农民多种自留地是目前补充口粮的主要办法。陈云认为增加一点自留地的比重,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对这次调查的情况,陈云专门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并致信邓小平报送三份调查报告。在1961年7月13日、7月17日、7月26日、7月27日,陈云在分别同浙江省委、苏州专区、江苏省委、河北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多次肯定自留地的作用和意义。陈云认为:“没有自留地这个基础,我看很难讲民主。粮食不到户,讲民主是空的,民主得有物质基础来保证。”“群众种自留地积极性很高,种集体地积极性很差,这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群众是讲实际的。”

    由于党内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存在分歧,陈云等人因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夏、秋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预备会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为“单干风”。“从此,再没人敢提‘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也因此遭到了长时期的冷遇。”

    三、“文革”后期对利用资本主义的思考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陈云认识到要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这是陈云第三次思考的重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观点。1973、1974年,陈云受周恩来委托,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诸如:美、日、英、联邦德国、法各国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基建投资规模、每次危机间隔时间、度过危机的办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估计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等问题。陈云认为,之所以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因此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如果不能适时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就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立足。

    (2)提出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和手段。在这次思考中,陈云提出“要利用商品交易所”的观点。1973年4月,陈云在听取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关于利用交易所不仅完成购买食糖的任务,而且还赚了240万英镑的汇报时指出,要全面认识交易所的作用。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利用交易所要十分慎重,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

    (3)提出利用外资的问题。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筹集到10亿美元的外资。由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向国外举债,不仅一般干部的思想障碍很大,也不符合我们一贯主张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思想。陈云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

    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陈云关于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思考,“总体上处于研究的层面上,有些具体的实施也仅限在对外贸易领域。尽管如此,但其认识市场的视野更加广阔,突破现行框框的魄力更大”。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考

    陈云的第四次重大思考主要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大门。陈云在这前后继续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专题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党内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有市场调节的新论断。

    1979年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的提纲中剖析了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有鉴于此,陈云提出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注:在陈云的提纲手稿中,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是相互混用的,都是指在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不是说可以忽视计划。相反,陈云多次强调:“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所谓有计划,就是按比例。问题不在于计划是不是指令性的,而在于是不是做到按比例。不按比例,经济有计划也会搞乱。就计划按比例来说,资本家比我们搞得好。”陈云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要防止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防止宏观经济的失控和混乱。

    虽然陈云在1979年初才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他执着地探索计划与市场近半个世纪的史实证明,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以发展生产力是陈云经济思想始终贯彻的主线。陈云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思考,较好地解决了既要摆脱苏联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发挥计划的宏观调控职能的关系。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吸收了陈云的相关思想,明确写上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过全党的不断探索,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五、四次重大思考的意义

    任何事物都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也不例外。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四次重大思考,都是基于新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且必须是社会主义这样的认识。每次思考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出发点是不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四次思考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实践也证明了这四次思考抓住了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陈云的四次思考各有侧重。第一次思考主要是,试图从经济运行体制的角度考虑,如何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陈云的这次思考虽然当时未能付诸实施,但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挥了作用。正如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对于当前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第二次思考是针对国家建设面临的困难、严峻局面,采取的有力措施。陈云实际上同邓子恢一样,是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者。他的深入思考为后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十分可贵的思想基础。第三次思考实际上是对我们党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形而上学绝对化等思想的影响,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社会主义同它对立的方面,因而对资本主义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拒绝学习其优秀文明成果,结果是延缓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步伐。需要强调的是,陈云一直主张在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要利用资本主义,而不被资本主义所利用。第四次思考对推动全党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精神枷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先声之一”。那种认为陈云的思想和活动主要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他的许多重要观点已经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问题,从而没有可借鉴性了的观点是浅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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