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历史演变

日期：2008-09-22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种理论上的宏观把握和工作安排上的战略部署。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就此作出了新的部署。［1］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增加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容，将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四位一体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四位一体及与此相应的全面改革，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的认识和工作上的部署进行历史考察，并对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实依据予以分析。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

　　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对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的思考是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相联系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3］，并且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3］（p.4）

　　显然，四个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部的现代化事业。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3］（pp.233～234）在这里，党和政府将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与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并提出，强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主要方面总体上把握现代化建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关于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1980年就强调:“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4］ 1987年6月，他在回顾历史时又指出:“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5］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上的基本思想:四个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现代化，是“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改革是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而全面展开的，包括了经济、政治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这次大会在确定“两个高度”（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和大力推进“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6］由此可见，“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奋斗目标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的三位一体，而并非仅指两个方面。

　　中共中央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7］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 ［8］ ;这次大会所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富强、民主、文明”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9］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这三个方面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对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展开。［10］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建设和改革的安排都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来布局的。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联系、相结合，使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加明晰而深入。［11］

　　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主要指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认识的更加深入，越来越多地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内容。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1］（p.543）为提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直接的理论铺垫。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任务，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更加明确了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相提并论，［12］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有了新的思考。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整概念，并对此作了重要论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13］他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是有机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4］将现代化战略目标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 ［1］。这是第一次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现代化战略目标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纲领，并第一次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得以完全确定。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总体布局在理论上经历了由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到逐步明确，再到四位一体的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晰明朗，但坚持总体布局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偏离过。

　　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

　　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有:（1）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4）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6）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几个方面涉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与民生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现在，我们按照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相关内容作一个粗线条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从一开始就注意把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相结合。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6］（p.19）人口问题是作为经济建设内容来论述的，强调了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6］（p.16）教育方面主要是提出在1990年以前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中共十二大还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部分中提出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6］（p.38） 11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六五计划”，不仅提出要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而且在吸收就业、改革工资制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改善居住条件等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划。［6］（pp.171～178） 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实行综合治理以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6］（p.350） 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和建立适应改革开放新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收入分配方面提出“着重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同时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 ［17］的方针。

　　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部署，从温饱、小康到比较富裕，体现了经济建设目标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机统一。这次大会提出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依法严厉制裁。针对当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工资、奖金和集团消费等开支增加过多的情况，认为消费的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的增长，会影响经济稳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给改革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因而提出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8］（pp.16～34）应当指出，在当时各项建设资金短缺、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也有利于实现清廉从政。

　　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所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及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都将“社会发展”内容单列出来。“八五计划”中的社会发展内容包括维护社会稳定及实行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等。［1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 ［19］，并从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加强环境保护等五个方面规划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在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关于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中，有关社会建设的有两项，即第四项“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第九项“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9］（pp.232～234，239～240）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按照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来布局建设和改革事业。其中，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等属于经济方面的内容，维护安定团结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属于文化方面的内容。［10］（pp.18～36）中共十六大报告坚持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十五大相比在提法上更加明确，内容更为充实。［11］（pp.544～562）

　　通过对总体布局中有关社会建设的工作安排进行纵向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从改革开放的初期以来，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就一直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之中，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转变及认识的深化而得到调整、发展。

　　第二，从结合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来考虑社会问题，到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再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越来越为党和国家所重视。

　　第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17］（p.828）

　　然而，由于在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使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容易被忽视，客观上可能使其处于非重心、不稳定的地位，导致发展的不协调，使社会建设问题长期积累下来，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因而必然要求突破总体布局原有的框架。

　　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相联系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架。这个新构架，使社会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使各方面的政策方针更加明确，使总体布局更加全面更加合理。这个新构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正如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14］把“社会建设”纳入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构架，而且在于为这个新构架中具体内容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实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它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它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认识、新概括，不仅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客观的实践基础和现实针对性。

　　首先，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我们曾有过曲折。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实际上偏离了这种认识，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甚至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解放了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论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 20多年来，这一论断被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修改的党章所肯定和坚持，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共十七大坚持了两个“没有变”的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中共十三大以来，就一直有人认为这一论断已经过时，但又提不出更恰当的新表述。其实，这一堪称经典的论断一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常新的含义，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在这一论断中，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不仅是“需要”的数量增加，而且应包括“需要”的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关于这种需要，中共八大的表述中用的是“经济文化需要”，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论断中用的是“物质文化需要”。“物质文化”不能理解为狭义的“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既然人民的需要是日益增长的，那么我们的认识也应随之不断地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物质文化”已成为一个反映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而有着具体时代内涵的特定概念。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落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只有摆脱了不发达状况，我们才可以进入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少人把“生产”理解为“生产力”，这是明显的误读。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并不因此就忽视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

　　改革实践在推进，经济社会在发展，人民的需要在增长。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发展:一方面，人民有着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比较落后，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人的全面发展还任重道远。那么如何解决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总的来说要靠发展，要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靠全面建设和统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其次，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应对我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新特征的理论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可供参照的发展模式。在这项伟大事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认清改革发展中的社会变革问题，因为这是确定和调整工作布局、战略任务的认识前提。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邓小平于1985年9月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5］（p.142）这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总体认识，也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论断的发展。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2000年5月，江泽民在分析“三个代表”要求提出的历史背景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这必然会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11］（p.16）在这里，已经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全面考虑“多样化”趋势的影响了。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迎来了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12］。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指出，“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就当前我国社会变革的特征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14］ “四个深刻”的准确判断，为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宏观轮廓。以此为基础，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八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改革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统筹问题，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1］。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越来越突显出从全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把握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有新的治国理政思路。抓住改革发展中的新机遇，应对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准确把握“四个深刻”变化和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为认识起点，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任务，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硬道理，但对于什么是“发展”，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谈不上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增长不等于发展，改革实践中我们长期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的问题。现在，问题的积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问题，否则不仅经济难以长期持续增长，而且有可能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难、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党和政府及时地研究了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如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管理、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实施这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客观上要求将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将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正是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出发，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新特征及改革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突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必将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

　　［参引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2］《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6日，第1版。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6］《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3～1174页。［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3、161页。［10］《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8页。［1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4～562页。

　　［1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第1版。

　　［1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1版。

　　［1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1版。［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6］何怀远:《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概念和“社会建设理念”》，《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5～39页。

　　［1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1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8～1516页。［1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2页。

　　［2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1982年版，第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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