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郭昕、主政、安西

 【提要】郭昕是郭子仪之侄，永泰元年受命巡按安西、继朱都护、尔朱都护之後，主政安西，起始官号为四镇节度留後，建中二年(781)德宗遣使册拜为安西四镇观察使，兴元元年(784)四月晋升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是岁五月二十六日乙未(784年7月18日)又加左仆射虚衔。结援回鹘，坚守唐朝西陲飞地。直至元和三年(808)安西陷蕃。

 【作者简介】薛宗正，1935年生，男、汉族，新疆社会科学历史所研究员，已退休。

郭昕是唐朝末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在任时期安西四镇早已陷为唐朝飞地，涉及以后西域政治形势的复杂变迁，吐蕃、回鹘之间的激烈争夺，中、西交流若干重大事件，直至安西失陷，历史意义非凡。而有关史料分散而零乱，须综合吸纳能够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真相的各种信息，钩沉、索隐，以复原这位唐朝大员苦守边陲的基本轮廓。 

(一)、郭昕初本永泰元年(765)西巡安西的使臣

郭昕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弟杨幼明之子，即郭子仪亲侄[1]。永泰元年(765)十月河西节度使兼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死[2]，严重震惊了唐朝： “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3]。”杨志烈主管地区不仅限于河西，还兼管北庭与安西，所遣使臣实为分巡三道，郭昕应即永泰元年((765) 闰十月郭子仪所遣西出使臣之一。

安史乱后主政安西的唐军守将不太清晰，可考之安西节度使唯安史之爆发前后的梁宰。对此，《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页3584记云“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宰潜怀异图。秀实谓嗣业曰：「岂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说，岂明公之意耶？」嗣业遂见宰，请发兵，从之。乃出步骑五千，令嗣业统赴朔方。”而同一事件在《新唐书》卷153段秀实传，页4848：所记却非“潜怀异图”，而是“肃宗在灵武，诏嗣业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节度使梁宰欲逗留观变。”可见梁宰初接勤王诏时，并非公然抗命，而是考虑到一次性抽调五千兵，担心严重削弱安西边防实力，而暂时犹豫，以此获罪。《新唐书》，卷12，收有德宗建中二年七月诏：“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节度使”。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史料。据此，自李嗣业出任二庭入关勤王的行营节度使之后，就遥领安西节度使，其后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等接连四任，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按安西、北庭初本二营[4]，分别以李嗣业任安西兵马使，王惟岳任北庭兵马使。至德二载(757)安西改名镇西后始并为一营，以李嗣业出为首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至德二载至乾元二年在职，757～759年)。由此可见，李嗣业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名义遥领安西故境，乃始于至德二载(757年)末，易言之，至此年之后，梁宰已不复领有安西节度使的名号，只能以待罪之身，暂摄安西副大都护官衔，仍领安西防务。其后羌族将领荔非元礼继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在职，758—761)，仍遥领安西节度使，及上元二年(761年)荔非元礼死[5]，白孝德继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之后，已不再遥领安西，而由孙志直遥领。按孙志直的官衔本为凤翔节度使兼陇右节度使，而所排名次尚在马璘之前。据此推测，马璘初由安西至凤翔，

即隶其麾下，倚为劲旅。马璘(上元二年至宝应元年至大历六年在职，761～762～771年)乃统率第二批勤王兵入关的安西军将，“开元末，挟策从安西节度府，以奇劳，累迁金吾卫将军。至德初，王室多难，统精甲三千，自二庭赴凤翔[6]”。”按《 旧唐书·段秀实传》首任行营节度使李嗣业自安西勤王时，所统兵力为“步骑五千”，复据《新唐书·李栖筠传》伊西节度府(旧史误记“伊西”为“安西”，而伊西即北庭)所发勤王兵则为“精卒七千”’ 皆与马璘所统“精甲三千”人数不合，可知既非一支，亦非同年所遣。则由二庭派出的勤王兵实为前、后两批，马璘所统应为第二批，其入关时间亦绝非“至德初”，而应是上元二年(761年)，所领官衔大约与安西李嗣业，北庭王惟岳官衔相同，仅为都知兵马使或刀斧兵马使。故安西节度使衔由孙志直遥领。且有迹象表明这支安西新旅初乃独立成军，并未编入镇西、北庭行营。肃宗崩，代宗立之宝历元年(762年)，马璘正式脱离孙志直，独立成军。《新唐书》本传谓其自凤翔东讨，“初战卫南，以百骑破贼五千众”，《旧唐书》本传记其“殄寇陕郊，破贼河阳，皆立殊效”。而其时行营驻怀州，可见二者互不相属。宝应元年(762)随李光弼攻洛阳，始崭露头角，是役史怀义率精卒十万拒王师于北邙，营垒如山，“镇西节度使马璘……单骑奋击，夺贼两骑，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 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7]。据此宝应二年(762)马璘已领不同于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镇西节度使”官号，说明此年之后，马璘已正式遥领安西。

问题在于上元二年(761年)马璘率军东赴内地勤王之后，这时梁宰早已被免职，究竟是谁继为安西守将，其官衔又是什么呢。参稽伯希和编号为P2942号的敦煌文书，显然是新任河西节度使兼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所任命的河西军将安西朱都护。

关于P2942号的敦煌文书的定名问题，学术界曾展开激烈的争议。其实它就是杨休明的判牒。此人受诏主事之初，依惯例多先假以河西观察使名义，谓之《河西观察使判集》固然无误，但很快已正式册命为河西节度使兼伊西庭节度使，谓之《河西节度使判集》也是正确的。从内容判断，杨休明仍继续保持着河已西副元帅的名号，因为其主管范围不仅限于河西，其号令还及于安西四镇，其证据是上述判集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朱都护请放家口向西，并勒男及女聟，人惟邦本，本固枝宁，时属艰难，所在防捍，稍有摇动，谁不流离，朱都护久典军州，饱谙边务，何自封锁，挠紊纪纲，进退由衷，是非在我，老亲少女，爱聟令男，无凭弃职，奴婢量事发遣，奏傔不可东西，殉节伫冀忘家，临难终期奉国，将子无努，义不缘私[8]。” 这位主政安西的朱都护家口在河西，必定原为河西军将，然而这位安西朱都护要求从河西接家口到任地，仍须经由杨休明批准，可见杨休明号令安西的大权仍然存在，又同一文书中还收有题为《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大约安西朱都护也必须照办。见于P2942号文书217～225行[9]。郭昕初赴安西，并非主将，而是先为朱都护朝廷特派监军，初领四镇节度留後名号。

杨志烈到北庭征兵事件说明河已西副元帅不仅有权节制安西，同样有权节制北庭，然自杨休明继任河已西副元帅以来，由于驻节北庭的伊西节度留后周逸以及自邀河西节度使旌节的甘州宿将张瓌相继遭到杨休明的政治清洗[10]，周逸旧部似发生哗变，北庭城中粟特人和汉人也群起响应，拒不听从杨休明号令，北庭自铸汉文、粟特文两体开元通宝的出土[11]，更资证实，粟特首领就是乘此风潮自邀北庭旌节，并已得到北庭军民的一致拥护，北结回鹘以为强援[12]，拒不听从杨休明号令。标志着自此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制度逐渐解体。

甘州失陷的永泰二年(766年) “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13]”，当年十一月改为大历元年，接着另一河西重镇肃州亦于“大历元年陷于西蕃[14]”。而至“大历二年(767)周鼎已接主河西，说明杨休明已死，此人曾受追谥，则必殁于战阵。周鼎官衔则乃河西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不再拥有伊西节度使，河已西副元帅名号，说明其权限已仅止于主管河西本道，不复号令流沙以西，自此、安西也开始自河西的统治中游离出来。至大历七年(772)安西都护已不再姓朱，一位姓尔朱的河西军将形成主政安西了。此年代宗曾密遣使臣，间道赍诏，慰问西陲将士，全文收录于《唐大诏令集》卷116，而题为《谕安西、北庭诸将制》，其实河西也是所慰问的对象，乃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当时西陲严峻的形势和唐军将士孤军苦守的困境：

    敕……往以蕃戎并暴，纵毒边表，乘衅伺隙，连兵累年……实五京、二庭存亡危急之秋也!  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同奖王室 ……战士致命，出于万死……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  以威以怀，张我右掖，棱振威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有汉矣。每有使至，说令忠等忧国勤王，诚彻骨髓，朝廷闻之，莫不酸鼻流涕，而况于朕心哉!遐想勤劳，耿叹何已。或恐凶丑狡谲，反复离间，妄说国难，摇动人心。今所以疏其事实一一相报。   

  据此可知，(1)代宗大历年间，西陲三军府仍由效忠于唐的将领主持，周鼎主河西，曹令忠主北庭，尔朱某主安西，虽各受方面之任，却已互不相属。其中周鼎乃由唐廷直接委任，曹令忠似为杨休明任河已西副元帅时所擢之庭州粟特宿望，其时杨氏虽仍领伊西庭节度名号，力已有所不逮，故授以北庭都护，主政西、庭二州。至于这个安西尔朱都护同前之朱都护什么关系，是否一人，则已不得而知。(2)有迹象表明，吐蕃于击败杨氏家族所统河西军主力，胜利实现了唐廷直辖本土与西陲飞地之间的断裂切割以后，已移师东向，在不断对唐发动局部进攻的同时，双方使节仍往来不辍，旨在迫使唐朝重新划分边界，不战而取西陲诸飞地，因之对飞地唐军基本上采取威而不打的方针，重在发动政治诱降攻势，即所谓“反复离间，妄说国难，摇动人心”。唐朝此次遣使宣诏的目的也就在于“疏其事实”表示在谈判中绝不以放弃西陲领土为代价，以此坚定飞地将士抗蕃守土的决心。直到此时，郭昕的活动仍未见于史册，说明在朱都护离任后，郭昕先后曾仕于安西朱都护和尔朱都护帐下。

    尔朱都护主政安西时期回纥牟羽可汗(bugu qaγan)在位时期(乾元二年至大历十四年在位，759～779)，这时唐与回纥联兵共抗吐蕃的彭原之盟已经成型。牟羽可汗乘势以援唐抗蕃名义，派遣回纥大军进入北庭、安西地界，实际上控制了西域。这时唐与西域之间的交通已完全断绝，东西交通的唯一孔道就是由安西、经北庭，翻越金山，过回鹘牙庭，南下中受降城而至长安的回鹘路。《新唐书》卷40地理志记其道路如下：

    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又别道自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贵城。

由此，翻越金山，穿越将军戈壁，就已进入北庭地界，蒙古汗国初年应成吉思汗所召，由漠北西行的全真派道士邱处机所行就是这条道路，参稽《长春真人西游记》，其所行路线恰好同前引《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接轨。“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连度五岭，南出山前……渡河而西，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复有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碱卤地中有—小沙井……约行二百余里……更涉大沙陀百余里，东西广袤不知其几千里，及回纥城方得水草……又明日辰巳间，得达彼城……  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际若银霞……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西即鳖思马大城。” 鳖思马大城即别失八里的别译，亦即北庭故城。由此西行，穿越天山谷道，经焉耆而至今库车县所在的安西。根据前引诏制，此次唐朝派遣安抚、嘉奖二府将士的使臣，确已到达二庭，但此从未发现二庭使者到达长安奏事的任何记载，说明尽管当时河西走廊通道早已全面梗阻，但这些使者很可能并未取回鹘路西进，因此有去无回。说明牟羽可汗在位时期虽然名义上同唐朝维持着结盟抗蕃关系，却并未开放回鹘道，供唐朝和碛西二府之间，自由来往。以便全面控制安西与北庭。最早响应彭原之盟，推行结好回纥，共抗吐蕃大计的西陲将领就是自邀北庭旌节的曹令忠，朱都护主政安西期间犹处处受制于杨休明，接着效法北庭，结好回纥的安西主将应始自尔朱都护，在其帐下参赞帷幄的郭昕很可能也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以故后来接替尔朱都护正式主政安西。 

(二)、郭昕从安西四镇观察使升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根据前引代宗敕书，北庭曹令忠与安西尔朱都护相提并论，俱加嘉奖，说明二人政见基本相同，而曹令忠乃率先抵制杨休明，又率先同回纥结盟，共抗吐蕃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安西尔朱都护踵相效尤，这一政策符合彭原之盟的基本精神，为唐朝所默许，自此回纥势力开始深入北庭、安西，并取代唐朝，成为唐朝飞地抗击吐蕃入侵的主要后盾，尔朱都护死后，郭昕代主安西，继续奉行这一政策。艰难而成功地保卫了唐朝的西陲飞地。

唐与回纥结盟共吐蕃的政策虽然始于牟羽可汗在位时期签署的彭原之盟，但这一盟约的具体签署者仍是两国将相，并非可汗本人，加之牟羽可汗同唐朝的关系也晴阴不定，盟约的贯彻执行也并不坚定。至大历十四年(779)，回纥国君易为回纥国君已易为顿莫贺合骨咄录毗伽可汗(tun baγa alp qutluq bilga qaγan，大历十四年至贞元五年在位，779-789)，亦即永泰元年(765)率先与郭子仪签订彭原之盟的回纥遣唐军统帅胡禄都督[15]，后又擢为牟羽可汗牙帐顿莫贺达干(dun baγa targan)，是回纥国内军勋贵族的政治代表人物，又同传统巫教势力存在着密切联系，激烈反对牟羽可汗崇尚摩尼教为国教，反对牟羽可汗重用粟特人，大历十四年(779)发动政变，杀牟羽可汗，自立为君，大批罢黜粟特人，坚守同唐朝签署的彭原之盟，交好唐朝，以对付日益强大的吐蕃。而同年代宗薨，德宗李适继位，而此帝为太子时，曾受羞辱于牟羽可汗，深衔旧怨，开始大变祖制，志在推行仇回纥，亲吐蕃政策，上台后立即释放全部吐蕃战俘，遣送返国，“各给缣二匹，衣一袭而归之[16]。”与此同时，却大力推行削藩政策，功勋卓著的抗蕃名将纷纷成为打击对象，剑南节度使崔宁应征入朝，留而不遣即为其例[17]，甚至连已死的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马璘也不放过，下令没收、拆除其居京宅第[18]，马璘乃安西宿将，梁宰主政时期率领安西第二批本道精兵三千入关勤王，一度遥领镇西节度使，无论在入关的二庭行营，还是在留守的安西守军中都享有巨大威望，德宗这一举措，必定引起将士离心，至建中元年 (780年)德宗又强令驻泾州的安西、北庭行营举众西徙，移镇唐、蕃交界的中间地带原州。行营节度使段秀实认为 “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19]”，被免官，二月十二日丁未(3月22日)颁令朔方将领李怀光接任行营节度使，行营节度留后刘文喜“据泾州，不受诏”[20]。“夏，四月，乙未朔(5月9日)，”刘文喜又自邀旌节，德宗不顾群臣谏阻，予以血腥镇压，这次兵变虽被镇压下去，但将士对朝廷的不满却更加增长，为更大规模的泾原兵变埋下了火种。与此同时，德宗与吐蕃议和却在加紧进行，建中元年(780)擢韦伦为太常卿，五月，令其“复使吐蕃，十二月，伦至自吐蕃，与其宰相论钦思明等五十五人皆至，献其方物[21]。”这意味着唐、蕃和平谈判又已恢复。建中二年 (781)二月唐朝又遣万年令崔汉衡为殿中少监，率入蕃使判官监察御史常鲁等再使吐蕃[22]。乞黎苏笼猎赞弘扬佛法，吐蕃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此时正举行僧诤大会，唐大乘名僧良琇，文素亦随使入蕃[23]。十二月，常鲁先归，蕃使论悉罗与之同至，归报与赞普谈判内容，蕃方要求(1)“定界云州之西，请以贺兰山为界[24]”。(2)双方国书措词，守敌国礼(即平等国家礼)改“贡献”为“进”；改“赐”为“寄”；改“领取”为“领之[25]”。德宗“定界盟约并从之[26]”。唐、蕃和解引起回纥的极大震动与二庭守军的焦灼不安。此年，吐蕃又攻陷 沙州寿昌县[27]。北庭、安西局势万分危急。这时，因此，顿莫贺可汗一改前朝旧制，全面开放回鹘道，准许二庭守将绕行此道与朝廷联系，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建中二年(781) 久与中朝断绝音信的安西、北庭两飞地使者亦于是岁取回鹘道抵京，奏报了东西阻隔后的二庭情况，引起举朝的重视，迫于群臣的压力，德宗当年发使赍诏，同样走回鹘路，先后来到北庭、安西，秋七月戊子朔，颁诏嘉奖苦守飞地的二庭将士，郭昕之名即见于此诏，全文为：

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28]。

同一史料又记“自河、陇陷虏，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间者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初，李元忠、郭昕为伊西北庭留后，隔绝之后，不知存亡，至是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上嘉之。其伊西、北庭将士叙官，仍超七资[29]。”

《唐会要》是唐人记载本朝的信史，对此重大事件也有明确记载：“建中二年七月，加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北庭大都护，以四镇节度留後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诏曰：

北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已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侯伯守将，交修共治之所致也。其将士叙官，可超七资[30]。

对此《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二年（781）页7303也有记载，然所记所授郭昕官名非四镇观察使，而是四镇节度使：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馀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元忠姓名，朝廷所赐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仪弟之子也。

两相勘校，前两条史料(《旧唐书》，《唐会要》)是可信的，宋人所撰《资治通鉴》所记之“四镇节度使”之说，并不可信。联系郭昕主政安西以前的两任主将朱某与尔朱某，皆以安西都护兼领四镇节度留后的事例，建中二年前郭昕所任全部官衔也应是安西都护兼领四镇节度留后，而不仅仅是四镇节度留后，因此，建中二年后，所领官衔全面晋级，由安西都护升为安西大都护，由四镇节度留后晋级为四镇节度观察使。可见直到此年，安西建置级别虽已恢复为大都护府和节度府，却仍未正式授予四镇节度使名号，可见直至建中二年安西建置级别虽已再次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安西四镇节度使一职仍然虚置。

必须指出的是，代宗、德宗虽然都曾发使安抚、嘉奖过苦守飞地的二庭、四镇将士，二人对蕃政策的出发点迥然有异。代宗在位时期一直坚守对蕃不割地、不输帛的基本原则，德宗却一直对蕃议和存在幻想，遣使二庭，纯乃迫于朝中将相的政治压力。因此，议和行动一直没有间断。这一行动无论是对苦守飞地的唐军将士，还是逗留内地不能返乡的四镇、北庭行营将士的士气都有所严重损伤。加之此时吐蕃朝中易相，新相也是以议和为诱饵，迫使唐朝就范。史载 “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尝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和，其次相尚结赞有材略，固言于赞普，请定界盟约，以息边民。赞普然之，竟以结赞代结息为大相，约终和好，期于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31]。”及崔汉衡到大约双方在河西、安西、北庭等飞地归属权问题仍存在争议，“商度末决，已过其期[32]。”九月“崔汉衡与蕃使区类赞至自吐蕃，乃约灵州以贺兰，泾州以弹筝峡西口，陇州以清水为汉界[33]”。这一协议似已得到唐廷的同意，建中三年 (782年)十月唐朝又“以都官员外郎樊泽兼御史中丞，入蕃计会使……诣结赞，复定盟会期，且告遣陇右节度使、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镒，与之同盟。泽至故原州西，与结赞相见，约以来年正月十五日会盟于清水西[34]。”

        建中四年 (783)正月，唐陇右节度使张镒[35]与吐蕃尚结赞等盟于清水西仪式非常隆重，筑土坛，唐、蕃各以干人，持兵列队坛外二百步，又各以徒手干兵，侍立于坛下，唐方张镒与宾佐齐抗，及会盟官崔汉衡、樊泽、常鲁、于颇等十人，蕃方结赞与大臣论悉颊藏、论藏热、乞利陀斯、论乞力徐等七人，皆升坛，杀三牲，歃血而盟。盟文中规定：

    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水东为汉界。

    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36]。

此乃吐蕃与唐朝直属领疆的边界划分，据此可知，灵、泾、陇、凤四州及剑南西山，大渡河以西的被占领土已全部承认归吐蕃所有。至于尚驻有大批唐军的飞地归属问题，则作了灵活的规定：

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37]。

然而这个由双方边将主持的划界盟约并非定约，依程序尚须由双方君主最终裁决，或至少由赞普所遣特使与唐廷宰相再作一次更为细致的界约规定与盟会。史书中本已记载“二月，以鸿胪卿崔汉衡兼御史大夫、持节、答蕃使，送区颊藏归蕃[38]。”但此人似又中途返回，或根本未出发，其间显然接到赞普的某种指示，以故接着史书中又出现了下述记载：“夏，四月……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埸未定，不果盟。已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39]。”，依理揆之，区颊赞强调“疆埸未定”拒绝会盟的症结大约就在于上述盟文对唐之西疆飞地的灵活规定仍未满足吐蕃对唐的全部领土要求，至“六月，答蕃使判官，监察御史于颐与吐蕃使论颊没藏等至自青海[40]”继续对此问题进行交涉。此心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安西、北庭行营暴乱，史称“泾原兵变”为了镇压这场威胁的恶果。

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是德宗朝的一大特点，所致力的政治目标不是抗蕃、保土、保民，而是全力削藩，以加强君主的权力在这一政策思想指导下，各藩镇人人自危，田悦、李正已、李惟岳：朱滔、李希烈相继叛乱，其中李希烈一度对唐威胁尤大，正当唐、蕃初订清水之盟的建中四年（783年）李怀光为帅，拥立刘文喜、朱泚，而刘文喜于建中元年 (780年)被诛：朱泚至建中三年 (782年)亦因其弟朱滔谋反株连，被免除官职，同年9月22日(八月十一日辛酉)任命泾原留后姚令言出任节度使。“冬，十月，丙午(二日，11月1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三日，11月2日)，发至沪水，诏京兆尹王拥犒师，惟粝食菜馁[41]”。行营将士对唐廷早怀忿怨，至此大爆发，由之激起了兵变，“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乃擐甲张旗鼓澡，还趣京城[42]。长驱入城，并发布安民政治口号“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43]”，由之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小民聚观者以万计[44]”。德宗狼狈出宫逃走，长安迅速被行营兵占领。因拥立已被罢官，在长安闲居的前任行营节度使朱泚为主，朱泚虽乃幽州系将领，并非二府旧将，但“轻财好施，凡战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动其心[45]”，为政宽仁，主行营期间(780年4月7日～781年11月1日，建中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癸亥至建中三年十月二日丙午)深得将士拥戴，因建帝号，改国号为秦，改元应天。这场兵变一度使德宗又变成了逃亡皇帝。至兴元元年(784)仍驻泾州的行营留守冯河清也被部下所杀，泾州、长安两地反唐军并为 一股，行营将士已全部卷入兵变。

为了对付泾原兵变，德宗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方面调集李怀光、浑瑊等各路大军，包围长安；另一方面于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庚子(廿八日 ，784年2月23日) “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46]。”很快得到政治反响“二月戊寅……吐蕃遣使来朝，请以兵助国讨逆[47]”。德宗许诺“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48]”，作出了不惜割让领土的让步，这正是吐蕃多年来追求的政治目标。同月，唐朝又遣“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颀往泾州已来宣慰吐蕃，仍与州府计会顿递[49]。”四月，还派出了“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为入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50]”。从沈房所领官号判断，德宗已急于出卖安西、北庭领土，以故此人所负使命已不仅仅是“入蕃计会”，即借兵平叛，而且还取道蕃境，远赴“安西、北庭宣慰”，以迅速完成领土的移交。 

然而德宗借兵吐蕃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朝臣、大将中反对声浪很高，蕃军进至邡南即驻师扎营，唐军主将李怀光却拒不在发兵诏书上署名。结果尚结赞亦不进军。李怀光以此触怒唐廷，不久也被逼反，与朱泚联兵。但德宗借兵吐蕃的决心已定，不容更改，而蕃军正如李怀光所言，实际并不出力，仅兴元元年(784)四月遣其将论莽罗与浑瑊联兵，败朱泚军于武亭川[51]，寻即退兵。德宗本想再召吐蕃，宰相陆贽乘势进言，痛陈借兵吐蕃“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欣贺[52]。”可见几乎所有有识见的文武重臣，都予反对，以此作罢。最后仍是凭藉李晟所统的神策军收复了长安。是岁六月，朱泚兵败，被杀。所有参预兵变士卒，皆令“力田积粟以攘吐蕃[53]。”这支万里赴难中原的碛西劲旅恰恰是为自身效忠的对象——唐朝所毁灭，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悲剧。“初，上发吐蕃以讨朱泚。许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及泚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54]。”

谋臣李泌尖锐地指出“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它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55]。”

在此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德宗急遣使臣，仍取回鹘道，来到北庭、安西两大飞地，隐瞒了曾经颁布的割让二庭、召李元忠、郭昕还国的诏书，反予大力嘉奖其守土之功。正是此年，史书中出现了如下记载：

兴元元年(784)五月……乙未，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北庭都护李元忠加左右仆射[56]。

据此，兴元元年五月乙未(二十六日，784年7月18日)郭昕已加封左仆射虚衔，册拜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必在此前，以此判断，授此名号必在兴元元年四月，即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沈房入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之时。由此可见，郭昕正式受册为四镇节度使实乃泾原兵变，即万里勤王的安西、北庭行营将士全军覆没的历史产物。        

(三)、回纥驰援无力与北庭、西州相继陷蕃

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体制全面解体之後，北庭、西州、安西都已陷为飞地孤军，单凭其本身实力，根本无法与吐蕃相对抗，而这三大飞地却仍继续高竖唐朝旗帜，奇迹般存在若干年，全凭唐朝抗蕃盟国回纥的共同协防与千里驰救。 

唐与回纥结盟抗蕃虽始于永泰元年的彭原之盟，但这一盟约的签定者仅乃回纥派遣军首领药罗葛、将领白婆帝与唐朝主将郭子仪，并非国君与国君之间的正式盟约。而德宗继位後一直推行和吐蕃、反回纥的新政策，更加严重干扰了唐与回纥正式结盟的历史进程。然而德宗幻想的同吐蕃和解不过是一向情愿，平凉劫盟事件最终粉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吐蕃赞普一直不不肯清水界约，其目的就在于要求唐朝不战而割让北庭、安西，贞元三年(787)，吐蕃遣使通和，以归还灵、夏二州为诱饵，要求重新盟会，修改界约。吐蕃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为尚结赞，而点名要求防区毗邻回纥，而与吐蕃并不接界的唐将浑瑊为其和议谈判对手，唐朝许诺。经双方商定，改以平凉为盟所。闰五月辛未(十九日，787年7月8日)浑瑊率兵二万如期赴盟。德宗临行前亦面召浑瑊，“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57]”。浑瑊忠实地贯彻了德宗这一意图，引发了平凉劫盟事件。史载吐蕃主将“尚结赞颇多诈谋[58]”。巧妙地制定了“遣使因马燧以请和，既和，则请盟。复因盟以劫瑊，因以卖燧[59]”，

这一计划如期顺利实施：“初，瑊与结赞约，以兵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散手四百人至坛下[60]”，其实，尚结赞早已预先在坛西埋伏了重兵，先行入坛的唐军，“才至蕃中，皆被执留。瑊不虞也[61]。”“瑊与副使兵部尚书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奉朝等皆入幕次，坦无他虞。结赞命伐鼓三声，其众呼噪而至，瑊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不加衔，瑊伏于鬣，而手加之，凡驰十余里，衔方及口……奉朝及瑊判宫殿中侍御史韩弁并为乱兵所杀。汉衡及中官刘延邕、段文珍、李朝清，汉衡判官、司勋员外郎郑叔矩，瑊判官、检校户部郎中路泌……等六十余人皆陷焉[62]。” 平凉劫盟事件根本改变了德宗仇视回鹘情结，推动唐朝回到彭原之盟的传统政治轨道，

其中谋臣李泌全力倡导的“结回纥、大食、云南(南诏)，与共图吐蕃[63]”建议对唐朝的急速政策转型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64]。自此，唐与回纥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就在平凉劫盟事件爆发的贞元三年(787)，回纥可汗遣使请续结和亲，德宗覆信许诺，贞元四年(788) 十一月正式册拜咸安公主正式出塞和亲，“公主，帝第八女也 ……令使册可汗为勇猛分相智慧长寿天亲可汗；册公主为孝顺端正智慧长寿可敦，御制诗送之[65]。” 贞元五年(789)七月，咸安公主到达回纥衙帐，同年唐应回纥使臣李义进之请，改旧译名回纥为新译名回鹘[66]。其实，无论是回纥、回鹘都是突厥语Uyγur的音译，上述汉字译名改变事件并无真正的重大意义。

    唐与回鹘正式和亲、结盟之初，曾经大大地减轻了北庭、安西二府飞地唐军将士面临的

军事压力，一度出现了边疆安谧的景象，《悟空入竺记》中留下了郭昕主政安西时期的唯一

详尽记载：

渐届疏勒(一名沙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留住五月。次至于阗(亦云于遁或云豁丹)梵云瞿萨怛那(唐言地乳国)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延住六月。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镇守使苏岑。次据瑟得城使卖诠。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捡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亦云丘兹)正曰屈支城。西门外有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复有耶婆瑟鸡山。此山有水滴溜成音。每岁一时采以为曲。故有耶婆瑟鸡寺。东西。拓厥寺。阿遮哩贰寺。于此城住一年有余。次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扬日佑。延留三月。从此又发至北庭州。

然而，正式同唐朝重建和亲，结盟抗蕃的回鹘汗国，已进入药罗葛、阿跌二朝易代之际，

国势迥非昔比。就在咸安公主入回鹘和亲的贞元五年(789)当岁“九月，天亲可汗卒[67]。”的噩耗已自回鹘传来，十二月正式上报唐廷。此汗死后，贞元五年(789)九月，顿莫贺可汗死后“子多逻斯嗣立，国人谓之判官(泮官)特勤[68]。”是为俱录毗伽可汗。多逻斯应为回鹘语taras的音译，泮官特勤为pangan tekin的音译，乃其在藩爵号。唐朝迅速册封了这一可汗，十二月“戊寅，(十一日，12月31日)遣鸿胪卿郭锋册命其子为登里罗没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69]”。参稽其它资料，其汗号中尚有一“爱”字，忠贞可汗则乃唐之封号，其回鹘语汗号全称应为 ay tangrida qut bormix hotlugbilga qaγan ，意为受命自月神，幸福伟大圣智可汗。ay(月)，这一词汇在汗号中的再现，说明顿莫贺可汗复兴巫教的企图已归于失败 ，摩尼教教势力又开始抬头，并已取得可汗及朝中重臣的认可。而前朝大相颉于迦斯曾参加有国中大巫的彭原之盟，与前国君长寿天亲可汗一起主持了取缔摩尼教，复兴巫教的夺权斗争，至此在朝中似已失势。享祚多年的回鹘可汗家族药罗葛氏日益衰微，药罗葛朝重臣颉于迦斯也日益失势，权臣阿跌氏由次相辅政变为大相专国，进而登上可汗宝座，回鹘汗国进入阿跌汗朝时期。与此同时，回鹘、吐蕃大战在唐朝西部飞地全面展开。这一战争已属回鹘药罗葛汗朝的历史尾声，至阿跌汗朝时期进入炽热高潮。

   安西四镇和四羁縻都督府的领疆位于唐朝西部飞地的最西端，同回纥相距最远，却与吐蕃隔昆仑山毗邻，按理说最易首先遭受吐蕃进攻，然而吐蕃大军进至平凉以西之后，对唐朝西部飞地的进攻次第却是自东而西，先沙州，次北庭，次安西，顺序推进。贞元二年吐蕃大举犯唐连陷泾、陇、邠、宁诸州，攻克了坚持抗蕃十余年的沙州城[70]，贞元五年又开始围攻北庭，回鹘大相颉于迦斯[71]率兵驰救，兵败，贞元六年(790)庭州陷落。杨袭古奔西州，颉于迦斯返国，国中已有废立，是岁初，国中先是爆发了一场政变“可汗为少可敦叶(护)公主所毒死，可敦亦仆骨怀恩之孙，怀恩子为回鹘叶护，故女号叶(护)公主云，可汗弟乃自立[72]。”不久又暴露了第二场政变。“及四月，其次相率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阿啜)为可汗，年方十六七[73]。”幼主阿啜为次相所立，国中大权自然开始转移到次相手中，加之颉于迦斯又是兵败返师，尽管新可汗和次相对其仍以最高规格礼遇，实已不敢有所作，逐渐失势。这位新登位的回鹘少主本名阿啜(al qul)似为其在藩爵号，继立后建汗号为骨咄录毗伽可汗，复原回鹘语应为qutluq bilga qaγan 意为神圣智慧可汗，唐朝给予的汉式封号为奉诚可汗。

同年，藏文史料中又出现了“没庐·墀苏菇木夏统兵北征，收抚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74]。”于阗乃安西的南大门，其王尉迟曜受唐厚封，乾元三年(760)颁诏加“大(太)仆员外卿，同四镇节度副使[75]。”实为安西副帅，自此，安西的胸膛已直接暴露在吐蕃的矛尖之下。

     贞元七年，颉于迦斯统兵反攻北庭，企图以军功恢复失去的地位，唐朝末任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之联兵，自西州北上，战又败，“七年秋，(回鹘)又悉发其丁壮五六万人，将复北庭，仍召杨袭古偕行，俄为吐蕃、葛逻禄等所击，大败，死者大半[76]。”二人俱奔回鹘，归至牙帐，俱被杀。自此次相阿跌骨咄禄开始独秉回鹘军政大权。史载颉于迦斯第二次反攻北庭兵败后，“葛逻乘胜取回纥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77]。” 此时颉于迦斯已死，阿跌骨咄禄初为统兵大相，迎击吐蕃于危难之时，却奇迹般地转败为胜，从而为其后来夺取回鹘政权铺平了道路。对此，汉文《九姓回鹘圣文神武碑》[78]中有详尽叙述。怀信可汗起自宰衡之位，亦即以宰相出身，且又有扭转战局之功;，因此，后来登上可汗宝座。此与同吐蕃两战两败的药罗葛朝大相颉于迦斯完全挂不上号，与之相符，恰可对号入座的只有曾为次相的阿跌骨咄禄。因此碑中对其用墨最浓。试看以下第12至第14行：

(12)前合毗伽可汗当龙潜之时，于诸王中最长，都督、刺史、内外宰相、司马官等奏曰“天可汗垂宝位，辅弼须得贤，今合可汗有邦治之才，海岳之量，国家体大，法令须明，特望天恩，允臣等所请。

(13)可汗宰衡之时，与诸相殊异，为降诞之际，祯祥可持(奇特)，及长，英雄神武，坐筹帷幄之下，决胜千里之外，温柔惠化，抚育百姓，因世作则，为国经营，筭莫能及。初，北方坚昆之国，控弦(三十)余万，彼河汗

(14)自幼英雄智勇，神武威力，一发便中，坚昆可汗，应弦殂落，牛马谷量，仗械山积，国业荡尽，地无居人，复葛禄与吐蕃连入寇，夹跌偏师，于匀曷户对敌，智谋弘远，□□□□□□□□□□□□□□

回鹘有九宰相之制，后来成为怀信可汗的阿跌骨咄禄，初本阿跌都督，后来成为诸宰衡之一，碑中多次强调，“可汗龙潜之时”，“宰衡之时与诸相殊异”以及出生之时就有祥祯、吉兆，曾率兵出征坚昆，即剑河流域强邦黠戛斯，射死其可汗，灭其国，，战勋卓著，以此擢为次相，位仅亚于大相颉于迦斯。而颉于迦斯两次与吐蕃战于北庭，皆败，葛逻禄乘胜进取浮图川，兵逼牙帐，阿跌宰相独领本部偏师，创造了转败为胜，拯国家于危难之中的军事奇迹。该碑第14行所叙就是上述内容。应与颉于迦斯第二次北庭之败上下衔接，必为贞元七年(791)发生事。自此，阿跌骨咄禄开始取代颉于迦斯，独秉回鹘军政大权，接着又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对蕃反攻，收复北庭。事见《九姓回鹘可汗圣文神武碑》第15行：

□□□□□□□□□□□□□□□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食土黎庶，含气之类，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遂□□□□媚碛，凡诸行人，及于畜类。

汉文史料也印证了回鹘一度收复北庭的史实，而所记年代有异，有必要予以清理和考订。

第一种记载皆系此事于贞元七年(791)事，如《唐会要》卷98:“九月，(回鹘)败吐蕃于北庭，使献捷。”《册府元龟》卷 995，外臣部，交侵:“九月，回鹘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旧唐书》卷195回纥传文与此全同，唯系之于八月，《新唐书》卷217亦记:“是岁，回鹘击吐蕃、葛禄于北庭，胜之，且献俘。”按贞元七年乃颉于迦斯第二次反攻北庭大败之年，导致葛逻禄一度兵逼回鹘牙帐，此后阿跌宰相虽在匀曷户御敌取胜，击退了葛逻禄的进攻，回鹘亦必元气大伤，绝不可能此年收复北庭，其说不取。吐蕃一度为回鹘所败事虽明察无迹，却暗访有踪。具体表现为征兵南诏事件。此事《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条记为贞元八年(792)正月事“吐蕃与回鹘战败，征兵于南诏蛮王异牟寻。”但同一内容在《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中却记为贞元十年(794)事:

      (贞元)十年，正月，南诏蛮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初，吐蕃因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于牟寻，须万人，牟寻既定计和我，因其征兵而袭之。

参阅其它史料，亦足证实南诏归唐乃贞元十年(794)，则吐蕃征兵必非贞元八年而乃十年正月事，回鹘击败吐蕃，光复北庭必在此年之前，以此判断，回鹘光复北庭的具体时间必非贞元七年，而是贞元九年(793)， “七”、“九”二字，形近易讹，“七”字必为“九”字之讹，可见阿跌骨咄禄执掌回鹘兵权以来，确实连战皆胜，功业赫赫。终于取代药罗葛氏，登上回鹘可汗的宝座。时乃贞元十一年事。是岁，“二月，甲子(廿六日，3 月16日)九姓回鹘骨咄录毗伽奉诚可汗卒[79]。” 唐廷“废朝三日，仍令文武三品以上官就鸿胪寺吊其使者[80]。” 《资治通鉴》卷 235则所系时间为为贞元十一年四月:“ 夏，四月......丙寅(廿九，5月23日)......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录为可汗。骨咄录本姓夹跌氏，辩慧有勇略，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罗葛氏，遣使来告丧，自天亲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81]。”两相勘校，所记时间不同乃因所记事件非一。具体地说，回鹘药罗葛朝末代君奉诚可汗死于贞元十一年事二月廿六日甲子(795年3 月16日)，同年四月廿九日丙寅(795年5月23日)阿跌骨咄禄已登上回鹘可汗的宝座，药罗葛氏后裔悉被遣送唐境，实质上是一次改朝换代的政治大清洗。至五月唐朝已正式承了这一政权，迅速遣使前往册封：“庚寅(廿四日，795年6月15日)遣秘书监张荐册拜回鹘可汗骨咄录为滕里逻羽没密施合胡禄如怀信可汗[82]。”阿跌骨咄禄受封为怀信可汗标志着回鹘药罗葛汗朝的灭亡与阿跌汗朝的正式建立。怀信可汗仅为唐朝所册汗号，参稽《旧唐书·德宗纪》、《回纥传》及《九姓回鹘可汗圣文神武碑》所记，其汗号全称实为腾里罗羽录没密施合胡六(或胡禄)骨咄录毗伽怀信可汗复原回鹘语应作tangrida uluq bulmix alp qutluγ uluq bilga qaγan，意为受命自天，成为伟大英勇幸福大圣智可汗，骨咄录则为qutluγ 意译。当其在位时期(贞元十一年至永贞元年，795～805年)，对蕃战争继续取得胜利。《九姓回鹘可汗圣文神武碑》第16行所记内容就是此汗登位之后所建战功：

□□□遗弃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东观败没余烬崩后、登里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继承□□□

此行开始所缺三字，羽田亨认为应是“自西州”三字，其说甚是。关于西州陷落至今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一派援引日本石井光雄旧藏的一件《神会语录》写本题记，“唐贞元八年，岁在未(申)，沙门宝珍共判官趟秀琳，於北庭奉  张大夫处分令勘讫。其年冬十月廿日记。八年出此经”，认为此年西州已陷于吐蕃。这虽然是事实，然至贞元九年回鹘又收复北庭，必南下西州，且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梁玉书(素文)旧藏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存字一行残文书 “贞元十一年(795)正月  日  录事(下残) ”，唐朝年号的再现说明唐朝又恢复了自身的统治。此外，静嘉堂还藏有敦煌写本P.2132《金刚般若经宣演》几条不同时间写的题记，包括：

建中四年(783)正月廿日，僧义琳写勘记。

贞元十九年(803)听得一遍。

又至癸未年(803)十二月一日，听得第二遍讫。

庚寅年(810，元和五年)十一月廿八日，听第三遍了。

义琳听。

常大德法师说。

其中尤以P.2041《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题记中西州僧义琳使用的纪年方式中出现了贞元十九年/癸未年交替使用的题记最有说服力。柏林所藏编号为NrD173号文书反映，曾于羊年延请西州慕阇 (mezak)入漠北弘法，羊年，即贞元十九年癸未(803) 。西州如在吐蕃统治下，这是绝不可能的。复据P.2041《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题记：“广德贰年(764)七月四日僧义琳于西州南平城城西裴家塔写讫故记。” 沙州自贞元三年(786)陷蕃之后，不再使用唐朝年号。而此处之贞元十九年(803)文书，虽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但却是在西州写成，后来携至沙州的。这条贞元十九年/癸未年交替使用的题记，暗示着唐朝势力在西州最终被取代的时间。可见西州最后失陷的时间并非贞元八年，而是贞元十九年(803)年。而怀信可汗阿跌•骨咄禄乃死于永贞元年(805年)，以此判断，回鹘驰救龟兹发生的于术之战的时间应在贞元十九年之后，永贞元年之前(803～805)，这已是怀信可汗阿跌骨咄禄所建最后的辉煌武功了。

   回鹘多次驰援安西，说明郭昕主政时期一直坚定的奉行结盟回鹘、共抗吐蕃政策。

(四)、安西陷蕃与郭昕政治活动的终结

郭昕是唐朝册拜的末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其政治活动的终结与安西陷落的时间密切相连，而安西陷落的准确时间，迄今学术界仍未有定论，必须考证清楚。

安西是最后陷落的唐朝西部飞地，时间肯定在西州之后，即不可能陷落于西州陷落的贞元十九年之前，安西大都护府治于龟兹，虽然至今其遗址地点仍未确考，必定在今龟兹故境当无异议。今龟兹故境克孜尔千佛洞后山，库木吐拉千佛洞的五联洞，阿艾石窟虽然都出现过唐代汉文题词，诸如：

克孜尔石窟220窟东壁 龛内正壁右侧：

1 “天宝十三载十一□五日礼……”

2、220窟南壁西端下部：题有“大历……四月”  

3、222窟主室北壁“开元十四年四月十四/□□□□/礼拜” 

另主室西壁有名王进题记，仅写“四月十三日”

4222窟主室东壁南端中部有“贞元十年”(794年)四字。  

  库木吐喇石窟五联洞68—72窟共用通道右壁的唐代题记为： “郭十九姚希芝记/  河东郡□佛堂/ 建中六年(即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廿日”另一处有“祁于□(应为“建”)中/ 六年(785年)十月/廿日 ”

    阿艾石窟左侧壁唐代刻划为“已巳年(贞元五年已巳)五月十五日白光□”，

以上所署年代皆贞元十九年之前。

虽然足以证实贞元年间，唐军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这一地区，仍不足以据以考证安西最后陷落的时间。必须别辟蹊径，寻找答案。

由于安西久成唐朝飞地，单凭苦守飞地的唐朝孤军，即使加上龟兹当地的武装，也绝不足以抗击吐蕃大军，安西的存亡与回鹘的盛衰休戚相关。而自永贞元年(805)怀信可汗阿跌骨咄禄死后，据《九姓回鹘可汗圣文神武碑》记载“登里罗旧密施合毗伽可汗继承”，《资治通鉴》卷336，永贞元年记载：永贞元年(805)“十一月，遣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其嗣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这一汗号似仍有所节略，其汗号全称应是爱登里罗汩没密施俱隶毗伽可汗，复回鹘语作ay tangrida yar alp bulmix qutluk bilga qaγan，意为受命自月神，自天宣示英勇坚毅圣智可汗，简称腾里野合可汗。此汗在位时期(永贞元年至元和三年，895-808)，在《九姓回鹘可汗圣文神武碑》中，虽然仍有此汗辉煌武功的记载，但作战对象都限于同葛逻禄，诸如第17行所记，“□□□百姓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真珠河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驼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前第18行所记“□□□自知罪咎哀请祈诉，天可汗矜其至诚其罪戾，遂与其王与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朝觐进奉方物与左右厢沓实力□□□□”，前缺三字亦必为“葛逻禄”，且作战地区乃在真珠河流域，而无只字片语涉及救援龟兹和同吐蕃交战事。所叙辉煌武功，是否可信，尚待印证。以此判断，安西陷蕃，当发生于此汗在位时期，即永贞元年至元和三年间(805～808年)，保义可汗继承回鹘汗位之前[83]

   参稽藏文史料，自从吐蕃名君乞黎苏笼猎赞死後，其子三人先後主政吐蕃，长子牟尼赞普、次子牟笛赞普，皆平庸无作为，唯其第三子墀松德赞在位时期吐蕃国势再次恢复强盛。史称英主。此王亦即汉文史料中之弃猎松赞。木龙年(大历十一年丙辰，776)生于扎玛宫，23岁在班第、娘定埃增等佛教徒大力支持下继位。《吐蕃金石录》所收《墀德松赞墓碑》誉其人“足智多谋，勇毅不拔”，当其在位时“吐蕃全境富裕，民庶皆欢乐，其颁敕立诫，令子孙后代社稷永安，百姓和乐雍熙。且制胜克敌，超绝技艺，对长远福乐，亦多运筹”。《谐拉康碑》谓其“奠定一切善业之基石，于社稷诸事有莫大之功业。”皆予此王予以高度评价。当其在位时期(贞元二十年至元和十年在位，804年～815年)唐蕃关系开始解冻，进一步表示了和解的姿态，自贞元二十年直至宪宗元和初年，双方使者来往频繁，不绝于岁，下表所列即为这一时期两国通使记录。唯元和三年没有任何通使，非常引人注目：

其实，唐、蕃和解息兵之日，亦即吐蕃、回鹘大战全面展开之时。龟兹则乃双方激烈争夺的主战场，共爆发了两次恶战，回鹘始胜而终败，皆发生于腾里野合可汗在位时期(805年～809年)，以此判断，藏文史料与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记载完全一致。皆发生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其中元和三年出现通使空白，足以证实此岁为吐蕃、回鹘大战最为激烈，九姓回鹘可汗碑故意隐去此年可汗战绩，分明兆示着其对蕃作战的失利。以此判断，安西陷蕃的准确时间应即元和三年。

安西陷于元和三年还另有证据。元和年间正是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倡导以写实为特征的谏喻诗兴起的时期，这些诗都有现实依据，如果言之失实，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以作为以诗证史的可信资料。元、白二人各有一首题为《缚戎人》的诗篇，显然是相互唱和之作。内容都是揭露唐朝边防军，经常捕捉前来投唐的西部飞地没蕃汉人，冒充吐蕃战俘，献上报功，其中元稹所赋《缚戎人》所咏主角就是一位自安西万里投唐的汉人，显然有其生活原型为根据，以此进谏，断非凭空捏造。诗中明确记载安西陷落乃出自吐蕃发动的一次初冬夜袭。兹全文引录如下：

边头大将差健卒，入抄禽生快于鹘。

但逢赪面即捉来，半是边人半戎羯。

大将论功重多级，捷书飞奏何超忽。

圣朝不杀谐至仁，远送炎方示微罚。

万里虚劳肉食费，连头尽被毡裘暍。

华裀重席卧腥臊，病犬愁鸪声咽嗢。

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城窟。

少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

天宝未乱犹数载，狼星四角光蓬勃。

中原祸作边防危，果有豺狼四来伐。

蕃马膘成正翘健，蕃兵肉饱争唐突。

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

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

阴森神庙未敢依，脆薄河冰安可越。

荆棘深处共潜身，前困蒺藜後臲卼。

平明蕃骑四面走，古墓深林尽株榾。

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

乌鸢满野尸狼藉，楼榭成灰墙突兀。

暗水溅溅入旧池，平沙漫漫铺明月。

戎王遣将来安慰，口不敢言心咄咄。

供进腋腋御叱般，岂料穹庐拣肥腯。

五六十年消息绝，中间盟会又猖獗。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常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84]。

这位没蕃的安西戍卒後来只身奔唐，反为唐朝边将作为蕃俘押送流放，此乃唐宪宗元和年间

元稹亲加采访到的一件真实历史悲剧，因赋为诗。诗中“阴森神庙”应指乃库木吐喇千佛洞，“脆薄河冰”即今渭干河，最後被俘地点似在胡杨林中，可知所叙一切皆与龟兹景物相符，其真实性可信赖无疑。按龟兹境内有三大唐朝建置，一是唐朝委任汉将驻节之安西大都护府，

或安西四镇节度府，二是龟兹白氏皇朝国都所在的龟兹都督府，三是作为安西四镇之一，主要由汉军组成的龟兹军驻地。依清朝满、汉分城而居的故例推测，唐朝大约也应汉军与龟兹当地人分城而居，绝不可能与龟兹王合驻一城。而库木吐拉千佛洞已被证明是汉僧主持，汉传佛教最盛的千佛洞，以此判断，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绝不可能在今皮朗古城，而应就在库木吐拉千佛洞附近，遗址待考。

     可惜的是，上述诗篇并未明确标明写作时间，必须从元稹仕宦履历中寻找答案。

《旧唐书》卷166元稹传记元稹履历，“元稹，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遗……又论西北边事，皆朝政之大者。宪宗召对，问方略。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四年，奉使东蜀[85]。”按《缚戎人》乃谏喻诗，必为出任右拾遗时所为，元稹出任此职的具体时间为元和元年至元和四年以前，即元和元年至元和三年间(806～808年)，元稹任右拾遗时期与白居易关系最好，共同倡导谏喻诗，《新唐书》卷194，元稹传记云“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往往播乐府。”同书卷60，艺文志收有元稹、白居易唱和的总集《元白继和集》一卷。又有元稹、白居易、崔玄亮三人相互唱和的《三州唱和集》一卷。白居易也写过同样题为《缚戎人》的谏喻诗，副标题为《达穷民之情也》[86]，内有“一落蕃中四十载”等语，与元稹所赋应为同时，《旧唐书》卷166记白居易仕宦履历为“元和元年(806)四月宪宗策制试举人……二年(807)十一月召入为翰林学士，三年(808)五月拜左拾遗，……六年(808)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全唐诗》卷426更明确记载此诗作于元和四年(809)，而此安西戍卒由城陷至奔唐至少一年，由此推断，安西似陷于元和三年(808)，已是安史乱後五十三年，与诗中“五六十年消息绝”相符。是岁二月，作为唐与回纥和亲象征的咸安公主身死[87]，接着腾里野合可汗的死讯也传于唐廷。“二月，戊寅，咸安大长公主薨于回鹘。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卒[88]。”以此判断，腾里野合可汗之死，未必善终，很可能也与驰救安西兵败有关，以为回鹘阿跌氏汗朝树碑立传为宗旨的《九姓回鹘可汗圣文神武碑》具有彰胜隐败的特征，故意讳载此事。而吐蕃则正当弃猎松赞盛世(贞元二十年至元和十年在位，804～805)，就吐蕃、回鹘两国形势的变化而言，亦相契合，可见安西(龟

兹)乃陷于元和三年(808)，它的陷落标志着唐朝碛西政治主权的终结。郭昕的生命大约也就结束于此时，成为最后一位以生殉国的唐朝西疆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