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苞，甘肃兰州人，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历任云南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并任副院长，兼任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工作，发表多篇民族与社会学的文章。其中《乌鲁木齐县前进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一文，收入毛泽东同志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著有《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1943）、《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1986）、《南疆农村调查》（1952）、《新疆历史丛话》（1953、1985）、《新疆历史人物》（1983）《林则徐在新疆》（1990）等书。晚年发表《论中华民族共同性》系列论文，收录于本书。

几位老朋友建议我将原来发表在一些期刊和由他人编选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编一本文选，并在他们的热情催促下，我于1990年编了这本《民族研究文选》。所选入的文章全是我解放后写的，其中大部分是在离休后写的。先前由我所写所编的各书为附录所列业已收入的文章，除《南疆农村社会》一书外，在这本书中均未选入。

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与社会调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41年至1942年，我在云南省呈贡县化城镇进行的社会调查，使我有机会在科研工作中开始学步。1946年和1948年，在教学之余先后在甘南藏族地区和甘肃省三个县的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1949年我参军后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工作。从1950年开始，组织上派我到维吾尔农村和蒙古族、哈萨克族牧区进行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在我离体之后的1986年，我又带研究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我在新疆的农村与牧区从事社会调查的时间最长，累计有四年多，相当于又上了一次大学的时间。当时我曾在自己的笔记本写过这样四句话用以自勉：拜少数民族群众为师；体验民族生活；学习民族历史；尊重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我曾多次对我所熟悉的同志们讲过，我的这点民族学的知识，一部分是在课堂上和书本上学来的，另一部分则是各民族的群众和干部教给我的。我已整理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只使用了我所搜集到的一部分资料，由于长期担任行政工作的忙碌，再加上自己的疏懒，未能将其余的调查资料及时整理发表。我的几十本调查笔记，连同已经整理尚未发表的十篇调查报告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每当想起这事，每当想到提供这些资料而今业已作古的各族老人们的音容笑貌，我心里便很不是滋味。因为今天再想搜集这些资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为此，我曾在习作的一首旧体诗中写过这样两句话：暮年喜赋盛世赞，鞠躬尽瘁赎前愆。

我这一生，完全是在学校和科研机关中度过的。在旧社会，读完大学后曾先后在西南和西北的几所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解放后，先后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新疆社会科学院工作。1982年因右腿血栓冬季在新疆行动不便，离休后在兰州定居，又曾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招收过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经历，说明了我所生活的天地是很狭窄的。我非常庆幸社会调查为我提供了接触社会现实和向社会学习的机会，开扩了我的视野，引导我重视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社会调查通过访问与观察，研究某些社区的现实情况与现实问题。而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是密切相关的。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为了加深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需要学习有关的历史情况，而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入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向现实社会学习和向历史典籍学习相结合，看来是研究社会变迁，要想达到“通古今之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这样的调查研究，还能够较好地、较切实地为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我所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大都已载入一些调查报告的专著，如本书附录《我的自传》末尾所列。收入这本文选的调查报告虽然只有七篇，但是我所写的许多篇有关民族学和民族史的文章，曾在多处引用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所进行过的社会调查的资料，而且我所写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调查资料的启发下进行撰写的。另外，还必须说到，我出生于多民族地区的甘肃，从中小学开始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学。解放前我又长时间工作于多民族地区的云南省和甘肃省，在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同事和朋友。我非常感谢我的少数民族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是他们向我叙说自己的经历和他们的长辈们的口传，使我对解放前民族压迫和民族纠纷的实况，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我一直在新疆工作，使我有幸目睹新疆的历史巨变，目睹了新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成就；目睹了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目睹了党的尊重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特别是目睹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开创的千秋勋业。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在我过去写的文章中虽然有一些反映，但是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很不够的，有些甚至是非常肤浅的。纵然如此，书中有些资料还是可供参考的。来日无多，有些应该写又能够写的东西，我争取仍然把它们写出来。说到这里，我很感谢自治区的领导，在他们的关怀与支持下，使我在离休以后每年仍有三个来月的时间到新疆工作，有机会与老同事和老朋友们共同研究问题。这是我晚年的一大乐事。我对新疆是有深厚感情的，我曾经说过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仔细一想，这话又未必准确，因为回想我一生的生活和工作，大部分是在新疆度过的。今后如果健康情况允许，我仍将争取到新疆工作与生活。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了几年前一位卫生工作者告诉我的一件真实的故事。他们曾在和硕县的一个农村里拍摄记录片，内中有段情节意在说明该地区农民今昔饮水的变化情况。他们既拍摄了目前饮用清澈干净的机井水的情况，又动员群众在一个废弃多年的涝坝里灌满了水，拍摄了牲畜在涝坝旁饮水，同时妇女们用大葫芦把混浊的水背回家的情景。对此，老年人们都是很理解的，他们怀着感激共产党的心情，乐意积极参加把这个今昔对比的镜头拍下来。但是村里一些青年人对此却很不理解，他们向摄影的同志提问说：“难道我们的村里真的喝过这种混浊的水吗？”他们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他们出世以后他们一直是喝机井水的。于是，村里的老人们出面解释了：“从前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喝这种涝坝水的，那时候的涝坝水比你们今天看见的脏得多，里面还生长着无数的小虫子呢。”听了老人们的解释，青年们才认识到今天能够喝到干净水的幸福是从哪里来的，激发了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思想。这个故事非常生动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向青年一代进行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建国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我们这一代的老年人，亲身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我们有责任把新、旧社会对比和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告诉青年一代，不是用空泛的语言而是用最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当然如果同时能在理论上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阐明，那就更好了。我认为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责任。

这里还需要说明，编入本书的《南疆的瓦合甫地》一文，是在邓力群同志的倡议下，由我写了初稿，邓力群同志在改写时作了重要的分析与阐释。发表时用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谷苞

1991年3月于兰州市

来源 | 办公室

编辑 | 马雪炜

审核 | 张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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