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平，男，现新疆大学文科基地“天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人员，历史民族研究室主任，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西域研究》编辑、副主编，中亚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务。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中亚史等领域研究。参与撰写出版《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浩罕国与西域政治》、《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等13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这是我多年从事关于中亚与新疆历史、现状研究的结晶。直观上看，它是部论文集，因为其中大多数篇章是不同时期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但经整合后归于“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主题之下，就实质而言，则是关于该主题的学术研究专著。

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开始考虑地理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人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受到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一些城邦国家由于濒临海洋，商业活动发展因此受到刺激；气候温和有利于国家的特征、人类的活力和智慧的发展。鸦片战争之际，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魏源(1794~1857）在所著的《圣武记》写道：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此可谓中国学者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30年后，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左宗棠（1812~1885），站在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收复新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

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冷静分析。

然而，最初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当作一门国际政治的学科建立起来，并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却是19~20世纪之交的一些西方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克吉伦(Rudolf Kjellen,1864~1922）、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1861~1947）、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等。法西斯地缘政治学家、德国陆军退役少将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1869~1946）将地缘政治学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发展成“生存空间”说和“边界不确定性”说，为纳粹德国实行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谋划策，地缘政治学也因此一度臭名昭著，以致不少地缘政治学者至今宁愿用“地理政治”（Geopolitics），而忌讳“地缘政治”（Geopolitik）。

然而，客观事实是：不同的国家都有特定的周边国家，与哪些国家为邻是自己的意志无法选择的，邻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达程度、政局稳定状况、社会制度选择，虽然都是其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对于自己的稳定和发展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诸如边界纠纷、民族宗教冲突、跨境犯罪、跨界河流管理和使用的分歧、环境保护等问题，离不开地缘政治。简而言之，政治地理环境不可选择，地缘政治因素就不可回避，因此，“生存空间”论固然不可取，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

本书论及的是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这里的“中亚”，本身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模糊概念。狭义的“中亚”，一般指的是今天的中亚五国。广义的“中亚”，即“大中亚”，包括我国的新疆在内的大片西部地区。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看，它可能涵盖环里海的高加索地区。而从地缘政治文化角度看，它又可能还包括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部——在西方，这一地区往往被认为是“中东”延伸区。关于新疆以西的周边地区，过去我们习惯称之为中亚、西亚，实际上，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并不十分方便，也不十分准确。“9·11”后美英打响了针对塔利班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按一般说法，阿富汗属西亚地区，但事实上，阿富汗及其周边，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与中亚相近，而与印度的腹地、西亚阿拉伯地区却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地带正处于南亚、西亚、中亚连接地带，在遥远的古代，就是中亚和西亚走向南亚次大陆的民族迁徙和征战的走廊。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亚利安人经由中亚进入印度。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经由西亚征伐印度，在这一带建立东方行省。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亚草原上的塞人、大月氏、乌孙、哒等部相继南下，在这一带建立巴克特里亚王国、贵霜帝国和哒强国。阿富汗的北部与伊朗的东北部在历史上大体属于中亚文化圈，从这里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的大多数居民在宗教信仰上又是共同的，有史以来就是几大文明的边缘、连接地带，其北部草原经常出现过一些庞大的游牧“行国”，但来去匆匆。南部绿洲多为小国寡民，中世纪以来，只有奥斯曼帝国、帖木耳帝国，还有一个由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耳后王在今印度河流建立的莫卧尔帝国，显赫一时。此后乌兹别克诸汗国的领地还一直延伸至兴都库什山北的阿姆河左岸。从这一文化背景看，不仅阿富汗属于这一文化区域，而且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也在这一文化区域之内。明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今天阿富汗内战、克什米尔原教旨主义活动强烈影响到中亚的安全稳定，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在车臣、中亚、阿富汗、克什米尔广阔地域连成一片而困惑迷惘。反过来说，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亚的地缘政治。

冷战后，地缘政治文化（Geoculture）开始为学者重视。美国的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 M. Wallerstein）发表专著从地缘政治文化阐释了美国霸权的衰退和苏联的崩溃。美国比较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Crash of Civilizations），引起哄动，也有很大争议。大多数中国学者因他把作为儒家文明的中国看成是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义愤填膺。但实际上如果撇开他由此所引申的这样一些政治偏见，其论也并非一无所取。事实上，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地缘政治文化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不容漠视。在国内，王逸舟、王缉思、李慎之、宋新宁、资中筠、冯绍雷、陈岳、何新、郝时远、邢广程、安维华、张振国等先生的有关研究，表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步入这一学科领域的前沿。

本书正文分两部分：上编五篇，是宏观的、鸟瞰式的综述；下编七篇，是较具体的个案分析或有关理论的阐述。本人本质上是历史学者，以上研究、分析实际上是建立在较严谨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正文之后附录四篇中亚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的考证文章，以助于感兴趣的读者交流。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泛突厥主义文化观透视”、“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考”两章是本人分别与王淑梅女士、蒋莉莉女士合作的成果。在此，向她们致谢。

 （前言注释从略）

    来源 | 办公室

    编辑 | 马雪炜

    审核 | 张安虎

链接地址